在这里，纵然有很多富豪，但缺的是像段永平或蔡达标那样被称之为企业家的人。从在这个角度看，在这里要实现产业的升级并不容易。

　　这里是东莞长安镇乌沙村。时间在这里化腐朽为神奇。

　　改革开放以前，这里以农业经济为主，人少地多，生产力落后。村民常年劳作，忙着种水稻，种莞草，种甘蔗，几乎没有农闲的时间，日子却未见富庶。1982年，村、组两级集体纯收入不到40万元。

　　命运自1983年开始彻底改变。

　　那一年，毗邻港澳的乌沙引进了第一家外商投资企业。香港的产业北移，从来料加工开始，这里的人们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且一发不可收拾。二十几年后，在不到10平方公里的地方，这里已经开辟了六个大型工业区，引进外资企业270家，生产的电子、五金、制衣、化工、玩具、皮革等工业产品畅销世界各地。

　　现在村集体每年的经济纯收入已以亿计，户籍人口不过 3800人的乡村其富庶已非同一般。

　　现在的乌沙村也已经不是生产大队，是社区，处于城市化过渡期的社区。

　　大学生是人才还是鸡肋

　　社区居委会主任陈建平从办公大楼里面迎了出来，像任何一个明星化地区的行政主管一样，接待和受访已经成为他日常工作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有点身不由己。所以，他忍不住抱怨说，下午还两个会呢，领导开会开上瘾了。“看得我自己都烦了，怎么又是你？”

　　据说，在珠三角这个地方，人们对经商的热情远远超过政治，但竞选村官除外。富庶的那些地方，每一次换届竞选，竞争都特别激烈。能从竞选中胜出自然是不简单的。陈建平有当地生意人根深蒂固的务实与精明。

　　他在外资企业干过很多年，所以深受香港人和香港企业文化的影响。“比如说，香港人的工作态度是一流的，人家带着辞职书去上班，从进公司那天开始，谈好条件，就老老实实进入角色，提高效率。国内这一块，好像边谈判边工作。”

　　他丝毫不掩饰对国内大学生的失望，“咱们国内的大学生，一毕业就想做人上人，高高在上。说句实话，我是从企业过来的，早年的大学生，我连碰都不碰，不要。” 陈建平高中毕业，在他身边的同龄人中数他文化水平最高了。他认为，国内大学生最明显的特征是不够务实，“他们掌握新知识确实比较快，但前提是他要脚踏实地。要进入制造业，进入管理角色、技术角色，没有两三年不太现实，但没有多少人舍得这两三年的。”

　　华南师范大学唐昊教授有另外一种看法：在东莞目前的经济结构中，依然是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外向型产业为主，而非立足于本土的高端产业。其结果是服务于高端产业的岗位很少、“白领”的就业需求不旺；而对体力工人等蓝领型员工却一直保持着较高的需求。这也是所谓“大学生失业、技工吃香”的主要原因。

　　以这里比较发达的模具业为例，技术工一两天就开始上手，满足这个角色的要求，随便就能拿八千、一万工资。如果你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不好意思，只有八百，因为你是白纸一张。

　　然而，到了这个阶段，要实现产业的升级，首先要实现人才的升级。毕竟，从长远来看，大学生掌握新知识的能力远比别人强，陈建平他们也渐渐意识到了。当然，这显然不是居委会主任或者村民来考虑的问题。

　　最关心的还是把厂房租出去

　　他们考虑的是怎样把厂房租出去，房租仍然是他们的主要收入。在整个东莞面临产业“空心化”威胁的时候，这个问题显得更加突出。

　　经过这些年的耳濡目染，像陈建平一样，东莞本地人也渐渐为外资企业的观念所改变。外资企业所带来的思想和观念对本地人的影响远比对外地人的影响大得多，毕竟这么些年了。他们特别明白一点，要给那些企业提供最好的氛围，这样他们的厂房才能租出去。

　　陈建平说，西部地区的一些厂房租金便宜很多，但人文环境比这里差太多，办事总是怪怪的，聪明的企业绝对会找这些宁可贵一些但能产出的地方，不要做无用功。“像港澳地区的外资企业，更不敢到那些地方去”。

　　所以，他觉得，在这一点上，他们很占优势。即便随着交通的便利，这里的地理位置优势越来越小，产业的北移必然发生，但他们对自己的优势还是乐观的。

　　“确实如此。”接受《小康》采访的港商坦言，相比内地，这里的投资环境气候等都比较满意。政府方面几乎是100%全力协助企业发展，帮助企业运营以及制造商机。“因为我们在其他地方也有投资过，如果没有得到政府的支持，就举步维艰。东莞这里不一样，在这里感觉到一个很温馨很亲切的合作伙伴。”一位港商说，他身边有一些朋友离开东莞把厂搬到了外地，但大多数却失败而回。

　　挣快钱还是慢钱

　　虽然当地政府也在大力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然而，从来料加工开始，一直走到今天，这里依然是以外援型经济为主。地方的企业进入并不高，民营企业大概只有外资的三分之一。“说好听一点，我们只提供一个投资的平台。”

　　而且，陈建平说，这里的民营经济基本上还是建立在外资企业之上的延伸物，不是外资企业产品的分拆，就是某一道工序的外包，都是这么发展过来的民营企业。由外资的带动发展而成的企业做终端品牌的很少。

　　步步高是这里比较完整的民营企业，直接面对终端消费者，并且注重自己的品牌建设。

　　1995年，江西籍的段永平在这里创建了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两年后，步步高异军突起。1998年，步步高以央视广告总投入第一成为中央电视台的标王。

　　当年的段永平正是在乌沙发的家。他的发家史在这里家喻户晓。而步步高也成为了东莞最具知名度的明星企业。

　　尽管只是依附于外资，负责某一道工序的外包，在东莞机遇最好的时期，那些企业还是成为了当地最有实力的民营企业层。

　　当地政府的一位官员说，从一开始很穷很穷，后来一旦有机会，有钱就挣，不管是什么钱，也不管你国家的产品有没有竞争力。“现在看来，这种文化必须要付出代价。这是逃脱不掉的厄运。”

　　在当年，东莞人赚钱太容易了，没有谁会把经营自有品牌当一回事。以至于当蔡达标在乌沙村所属的长安镇弄一个小铺位卖快餐的时候，身边的人都在笑他。“当时，长安很多人都做生意，大家做生意的时候他不做，埋头苦干经营小吃店，赚不了多少钱。”长安镇委宣传办公室主任李福全说。蔡达标现在是中式快餐全国连锁“真工夫”的总裁，在全国已有200多家连锁店。那个时候，他的理想已经是打造中国麦当劳，把中国的中餐文化推向全球。

　　在这里，纵然有很多富豪，但缺的是像段永平或蔡达标那样被称之为企业家的人。从在这个角度看，在这里要实现产业的升级并不容易。

　　对于当地农民来说，不管怎么样，经济一定要发展。“小平同志真是说对了，发展是硬道理，不发展绝对是死路一条。人穷呢，什么事都会发生。”陈建平很少坚决地肯定什么，但他很肯定地说，只有发展才能维系好的生活、好的社会管理和好的社会保障。

　　这是改革开放在这里形成的风气，并且不可动摇。

　　显然，他们已经从中享受到了好处。以医疗保障为例，乌沙村民的住院保障已经提高到了七成。这个比例是其他地方望尘莫及的。

　　但到底怎样实现经济的发展，并且是可持续的发展，他们似乎并不十分清楚。反正，有钱就一定要先挣。这好象也是改革开放最先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