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我毕业于莞城中心小学。1951年，随父迁广州居住至今。1951年11月，家父病逝，生母和弟弟的生活无人负担，只有我和妹妹去小学当校工。刚刚放下书包的我，年仅14岁，个子矮，扫把竿比我还高，但为了一家的生计，为了一个月能拿到28元的生活费，我只好硬着头皮去干。我是怎样从童工到教授，从一个无知的小女孩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的呢？
勤奋上进
在校工作时，每当听到学生朗朗的读书声，我就会触景伤情。晚上，回到宿舍我便哭起来了。同事知道了我因为想读书而又读不成书而伤心，便提议我读夜校。但当时我工作单位附近没有夜校，我于是向学校提出申请，终于在 1952年得到批准调到市区一所小学工作。我高兴极了，马上报读了广州技工业余学校，入读初中班。当时，工作了一天的我很疲惫，听课时眼皮都睁不开了。但为了学知识，我上课前买好一些辣椒，含在嘴里，振作精神，还请旁边的同学不时地推醒我。当时，上夜校的同学读书气氛很浓，大家都明白一个真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就是财富，知识能改变命运。几十年过去了，总结起来，我从七个渠道去吸取知识：一是坚持业余学习。读完初中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读上业余高中。读完高中又报考广州第一间业余大学。进入高等教育阶段，我一口气读了10年之久（其中业余大学4年，华南师范大学函授班5年，又脱产14个月报读广州市委党校理论班）。二是利用寒暑假到省、市图书馆，市教工图书馆读书。三是在每月工资里划出一定的款项用来订报纸刊物自学。四是积极参加专业培训班学习。五是积极参加与本专业相关的专业学会活动。六是钻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原著。七是对国内出现的新动态、新问题，与其他同志深入调查研究，积极撰写专著的文章。
执着追求
向英雄学习，树立崇高的信念和理想，并坚定不移地去实现。
1954年，我参加了共青团，在团内，任过小组长、支委、支部书记、区团委，逐渐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解放初期，宣传的“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苏联的英雄人物形象深入我的心里。英雄保尔·柯察金的人生态度，古尼雅的道路，卓姬和舒拉为国献身的精神成为我的楷模，向英雄学习，像英雄那样工作和生活成了我的精神支柱。我熟记保尔·柯察金一段话：“人最宝贵的东西是生命，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解放而奋斗。”这段话成了我的座右铭。1955年当时的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陪同卓姬和舒拉的英雄母亲到广州中山纪念堂作报告。我是团干部，负责在纪念堂门口接待他们，亲眼目睹他们的风采，随后在中山纪念堂聆听英雄母亲作报告。我听后很受教育，明白到：人活着是要有理想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就必须落实在行动上。几十年来，我所负责的工作，都尽心尽力地做到最好，做出成绩，曾获省、市、区，二、三十种次奖励。我不是刻意去沽名钓誉，而是总认为只有把每项工作都做好了，才不会因“虚度年华”而羞愧。当时，我单位的党员不多，他们先进的言行都成了我学习的榜样，经过组织和党员们的帮助，1956年年仅19岁的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我的业绩，使我的职位不断提升，从杂工到教师，再到校领导；从小学工作转到区、市党校工作。
勇于攀登
向科学进军，努力实践信念与理想，终于成为理论战线上的一名副教授。
一个小学教师，要成为一名教授，有人笑我们是在“放葫芦”，是“白日做梦”，但我确信 “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但客观环境并不随我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当时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思潮上升到顶峰，爆发“文化大革命”。“文革”时，我是小学的教导主任，主持学校的教学工作，一向重视提高学生的文化素质的，这就成了“智育第一”的死不改悔的走资派。那时学校行政每天要坐“牛棚”，我心里默默念着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修养》中提到的“任思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名句，心里坦荡荡。文革后期，我被派到从化一间五·七干校分校，边劳动，边担任该校一些管理工作。1979年，我回广州区党校工作。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文化大革命结束。邓小平同志复出，拨乱反正，平反一批冤假错案。我的反革命帽子也摘了，为了肃清极左思潮的流毒，经考试，被市委党校录取，脱产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班，毕业后留在市委党校当理论教员。
1985年，评职称工作恢复。我申请职称，并提出要评高级职称。有人说，评高级职称要过“五关斩六将”。有些人，用了十年八年也未能实现，我当时下定决心，勇往直前，采取了三个措施：一、立下从事教育工作不动摇的决心。1980年从干校回返党校，曾有两次上级征求我意见，到区卫生院当院长或到计生办当副主任。按理说，这些职务对我来说是一种提拔，但我对上级组织表示，决不离开教育工作。二、在党校任教，努力讲好每一堂课。我不耻下问，时刻牢记“要当好先生就先当好学生”。三、出有质量的科研成果。开始时，我从只能写“千字文”小文章，逐步能写出三万多字的专著文章。经过一步一个脚印去艰苦努力，科研能力有所提高，科研成果得到上级的肯定。我的科研成果被收入《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专家、学者辞典》内，成为有记载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专家、学者中的一员。1992年我评上并被聘任为哲学副教授，那时我已55岁，离退休近了。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再争取当教授，已经超龄了。
从童工到教授是党和领导对我的培养，是校内外同志关心帮助我的结果，我深深地体会到：人活在世上，一定要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只要以坚毅和勤奋，克服所遇到的困难，就可以实现人生的目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