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商引资工作终使东莞由农业县发展成为新型工业城市 郑志波 摄

　　萧树棠，东莞常平人，1929年生。先后在常平、附城、万江、谢岗等公社担任副书记、书记。1975年到东莞县计委工作，先后担任计委副主任及东莞县社队企业局局长。1979年调到“加工办”工作，1980年开始主持加工办工作，先后担任“加工办”主任、外经委副主任等职务，参与了东莞建市初期招商引资的一系列谈判。后任福民集团副董事长，1989年退休。

　　在“老外贸”萧树棠眼里，东莞改革开放早期的招商引资有着独特的天时地利人和：政策环境宽松；靠近港澳；东莞市政府重视，还专门成立了“加工办”协助招商。掘得招商第一桶金后，东莞更是大力改善基建，筑巢引凤，最终赢来了诺基亚和雀巢等一批世界500强企业来莞投资。

　　招商引资当天谈判当天办理

　　记者：我在翻阅这20年东莞招商引资资料时，总看到一个名词“加工办”。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府机构？

　　萧：“加工办”全称是“东莞县对外来料加工装配领导小组办公室”，这并不是一个编制机构，而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临时机构。我1978年之前在计委当副主任，后来县里成立“加工办”来协调招商引资中的问题，就把我调过去 。

　　东莞当时是农业县，成立“加工办”时却从计委、银行、交通、工商、公安、保险等十几个部门抽调了30多人，其中一半是科级以上干部，当时在东莞算是除农委外最大的部门，可以想象政府当时对招商引资的重视。成立“加工办”的思想非常明确，就是要加强各部门之间的合作，方便外商来东莞投资。

　　记者： “加工办”起到了什么作用？

　　萧：我们主要是在审批上简化手续，不搞“公文旅行”，并优先审批“三来一补”和对外加工项目。当时“加工办”下面还专门设立了谈判小组，负责跟外商谈判。我们经常是一号房间在谈判，二号房间就接着审批。只要是属于当时县审批权力内的项目，经常是当天谈、当天批准。有的工厂拿到被批准的合约后，当天就到九龙海关报关审核，随即进料加工，从签约到投产，一般只需一个星期。

　　封闭了那么多年，国家终于开始改革开放，这是大势所趋。但是我们的政策要让外商相信，总要有个过程。一开始来的都是港商，投资额也比较小。但“加工办”起到的作用是很好的，最高那一年，东莞赚的加工费达到全省总额的28.7%。

　　诚信务实掘得第一桶金

　　记者：当时的媒体上曾报道，不少“三来一补”的企业都采取“按件计酬”的工资制度，也引起了不少争论。当时东莞人能够接受外商的经营模式吗？

　　萧：当时“三来一补”企业来东莞投资，全部都是按件计酬的。这是人家提出的，我们也接受。但很多人还没有从吃大锅饭的思想里转变过来，觉得这样做不对，企石一个大队还为此向上面告了状。但我们觉得，既然我们引进外商，也要引进他们的经营模式，还是要按件计酬。

　　当时加工费很低，每制成一个手袋，我们只能拿1毛钱加工费，主要利润还是被外商拿走了。在1983年以前，还是有很多人想不通这种合作模式，说“为什么搞改革开放，要让外商赚钱”。不少农村的负责人也说“不敢让资本家挣钱”。但当时东莞县委态度很明确，既然让他们来了，就不怕让他们挣钱，而东莞也要有所发展，就要争取“双赢”，这种眼光，在当时非常难得。

　　记者：当时整个广东都在招商引资，东莞既不是特区，又没有政策和资金优惠，凭什么和其他地区竞争？

　　萧：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东莞还是有很多优势的：地理位置好；招商引资的大环境也不错；领导更是重视。当时的县委认为，上世纪80年代是东莞对外招商最有利的时机，因此下了很多工夫，还专门派两名局长长期驻在广州，解决在上面审批时遇到的问题。还有两名工作人员驻在九龙海关，协助企业通关。

　　更重要的是，东莞人做事讲诚信、务实、实事求是。对当地的投资环境，哪里好哪里不好，都老老实实跟外商讲，从而赢得人家信任。比如伟易达，一开始是在深圳南头设厂的，1984年开始到东莞开办第一个分厂，经过比较，发现这边软硬条件都更好，第二年就把总部搬过来了。就是东莞人的这种态度，为东莞以后的发展掘得了第一桶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