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天做了4份剧院经营方案

　　记者：这两个人当时可算是任伟的左右臂膀，您当时怎么就知道选择他们呢？

　　周：我在去之前找了资料，问了行内的人，了解保利的底细，早知道这两位是保利公司的业务干将。他们一个是副总，一个是总经理助理，保利剧院的每一颗螺丝钉他们都知道。有了人，我心里就有数了。他们2004年1月份后到东莞，参与建大剧院。

　　记：这时候，面对黄浦江的迷茫是不是烟消云散了？

　　周：迷茫没有了。我回到东莞，用20天做了4个方案，熬了几个通宵。连续5个晚上伏案写方案。我怕自己累，不能集中精神，就把屋里所有灯都关了，只留强光的台灯照着。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眼睛不行了。

　　记：4个方案，意味着当时剧院的经营其实是有4种可能性？

　　周：这4个方案，我写明了剧院经营的4种模式。第一，招标经营，这个有什么利有什么弊，保利很牛气，未来会来招标；第二，委托经营；第三，合作经营；第四，政府成立一个事业单位自己经营。我建议合作。如果直接是委托给保利做了，很难跟政府交代。一般政府的工程超过20万就要招标的，剧院怎么能不招标？所以我说是强强合作。

　　首场演出成功，我悄然落泪

　　记：05年12月28日，玉兰大剧院竣工典礼举行。12月31日，举行了首场演出。这样的密集度，对当时的剧院来可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周：新年音乐会是保利提议做的。10月初，任伟问我：阿标，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开业的时候，做新年音乐会全球直播，你也可以用这个把玉兰大剧院一炮打响，需要300多万，怎么样？我觉得是“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我对自己说赌一把，想着要剥一层皮了。我把承办新年音乐会的想法上报给文广新局和宣传部，很快通过了。

　　当时，剧院能不能开业还是个问题。剧院建好交给我的时候，还差6天就是音乐会。当时剧院还没有清洁，到处都是灰尘。连续6个晚上，我们三班倒做清洁做准备工作，清洁好了，空调一开，灰尘又回来了。我们只能慢慢吸，慢慢排气。不眠之夜！我凌晨三点的时候还去检查工程进度。

　　记：之前你们做了那么多的工作，12月31日就要跟东莞市民见面了，你当时是什么样的心情？

　　周：演出开始了，当时我站在剧院大厅的一个角落里，觉得世界是多么美好啊，很开心地流眼泪。音乐会结束，我和老程（程锐）去喝酒。第二天，大剧院很多人去医院打点滴，熬了几个通宵，大家都很累。

　　记：这样的感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还有几次？

　　周：我为玉兰大剧院三次落泪。第一次是31日。第二次是去年7月27日音乐剧《蝶》首演成功之后，我在同一个地点送走嘉宾。看着他们离去，我的情绪和首演那天一样，觉得世界非常美好。正因为经历痛苦，才能体会这美妙。《蝶》首演几天后，我母亲去世了，我跑到一个没人看见的地方，一个人悄悄地哭，我觉得这世界一切事情都有个代价。母亲的追悼会上，我又哭了一次。

　　记：同类演出，东莞的票价比北京和上海的低很多，这个票价是怎么定出来的？

　　周：我们请了专门的调查公司，调查东莞观众的消费情况，定出了票价。保证大家都能看演出。

　　《猫》票价480元，是全世界最低的。为了让《猫》来东莞演出，政府另外补贴了100万。（在纸上粗略计算了一下）每张票差不多补贴100块，让市民能够花低价看演出。《猫》属于特殊项目，我们今年只有这一个特殊项目。《猫》如果不来东莞演，东莞还谈什么“音乐剧之都”，那不是扯淡吗？为这个事情，我专门找财政局。现在，广州、深圳的人都来东莞看演出，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