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经济转型，而不是高科技。也就是说，只有当经济结构适应当地的发展，才能具备持续的竞争力。”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副教授刘佩琼如是说，她认为，目前香港经济的繁荣发展，正是得益于长期以来经济转型带来的推动作用。对于内地城市的经济转型、特别是在技术引进方面有个误区，认为只要是技术都能引进，引进之后才发现，原来有的技术并不合适，在技术引进方面欠缺一个“引进顾问”，香港这个“顾问”可以对引进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帮助企业找到相应的技术，并进行合理改造，使之能方便地投入生产。

香港理工大学会计及金融学院副教授刘佩琼。记者 冯欢 摄

　　华丽转身造就国际金融中心

　　20世纪60年代

　　两次转型奠定“制造业中心”

　　早在上世纪50年代初，香港就完成了战后的第一次转型——从以渔农为主的经济转型为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而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以“亚洲四小龙”崛起为标志的制造业转型，却更令人记忆犹新。

　　上个世纪60年代，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使得发达国家的产业向技术和资本密集型转变，而香港凭借低廉的劳动力资源和一些优惠政策，开始了它从以转口贸易为主的经济向轻工制造业为主的转型之路。

　　从第一批的纺织厂、制衣厂的兴建，到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玩具厂、塑胶花厂、假发厂的扩建，制造业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香港的土地上。香港产品出口的比重由50年代初的一成增加到八成左右。那时，世界上使用的假发，90％都产自香港。

　　在这个工业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制造业几乎占据了香港GDP的半壁江山，而以观塘和荃湾为代表的卫星城市也随之诞生，专为发展工业而规划。当时，香港有100万人从事制造业，而劳动力也不过200余万人。

　　如果说，香港轻工制造业的兴起是世界经济大潮推动的必然结果，那么，相应金融配套服务的支持则为香港制造业的转型之路扫清了障碍。

　　20世纪70年代

　　银行业保障企业开疆扩土

　　“香港产业的发展，具有一个独特优势，那就是具有相应金融系统的服务支持，这些支持包括会计、法律、保险、银行贷款等方面。而东莞正缺乏这种成熟配套的金融服务。”刘佩琼分析，上世纪70年代初期，香港银行的主要业务就是短期贸易融资。创业者可以拿着项目向银行贷款，生产盈利之后再把钱还给银行。有了这种融资关系，制造业不一定需要靠自己的钱，才可以做大做强，香港的银行业为企业的建立和开疆扩土提供了充足的资金。而香港政府实行的简单税制、低标准税率也为制造业提供了广阔空间。

　　刘佩琼介绍，上世纪60年代港币是与英镑挂钩的。而那时英国的经济比较萧条，即使香港的经济每年都保持着两位数的增长，港币却一再贬值。为破解这一矛盾，香港将外汇储备分散到10种货币。就在这一背景下，香港的本土银行业开始转向外汇投资，不再单一地从事工业融资，并广泛开展了与外资银行的合作与联系，开始涉足国际金融业务。

　　随着多元化业务的发展，香港政府对银行的管制也日趋严格。1981年，香港政府通过修订《接受存款公司条例》，实行金融三级制，将整个银行体系分为三级机构，即持牌银行、持牌存款公司、有限持牌存款公司。

　　20世纪80年代

　　借内地改革开放转移制造业

　　随着非银行机构的出现，香港金融市场的范围日益多元化，服务领域也相应扩大。国外金融业的加入也增加了香港金融市场的竞争程度，香港也逐渐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

　　回顾香港金融系统成长过程的同时，刘佩琼还不忘提出建议：“国内现在欠缺一个市场机制，把资金通过银行系统聚合起来，投资给有需求的企业家来发展产业。”

　　“香港十分幸运！”刘佩琼谈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制造业的发展遭遇瓶颈时，不尽感叹改革开放为香港第三次产业转型带来的契机。

　　20世纪80年代开始，香港的制造业逐渐丧失了竞争力。但抓住内地改革开放的机遇，香港的制造业大规模北移，开始了从制造业主导型经济向服务业主导型经济的转变。

　　把香港的加工贸易转移到珠三角地区，利用当地低廉的土地、劳动力资源和特殊政策，通过港商的投资和管理，利用香港成熟的出口经验、银行、保险等配套设施，大力发展前店后厂模式。虽然制造业已没有了竞争力，但通过改革开放，香港的经济又活了。

　　第三次转型完成后，香港已将70％~90％的劳动密集型生产加工工序和生产线转移到珠三角地区，第三产业高达90%。

　　要大力发展上游研发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香港的经济再次面临转型的压力。制造业的比重大幅下降，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第三产业，香港的产业基础日渐薄弱。同时，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改革开放30年之际，提出“要用世界眼光谋划和推进粤港澳合作”。对此，刘佩琼分析香港要发挥第三产业优势，加强与珠三角的紧密合作。在她看来，香港具有一个成熟的金融服务体系，具有一个完善的产权保护法律体系。

　　刘佩琼分析，可能以前国内在技术引进方面不够理智，认为只要是技术都能引进，引进之后才发现，原来有的技术并不合适，在技术引进方面欠缺一个“引进顾问”，香港这个“顾问”可以对引进地区进行有针对性的分析，帮助企业找到相应的技术，并进行合理改造，使之能方便地投入生产。“香港应该在今后的粤港澳合作中扮演这个角色，这对东莞的经济转型也将大有帮助。”另外，香港对引进的技术，也可以有效地进行产权保护。

　　对于内地城市，刘佩琼建议，与香港的合作，应不仅仅局限于引进外资、加工出口，而应扩展到产业发展的全面合作。

　　东莞作为“世界制造工厂”，低端制造业过度旺盛，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一度占据着较大份额，限制了东莞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对此，刘佩琼说“加工制造业本身没有错，就是看它是否符合当地的发展。”这些企业如果确实不再适合东莞的发展，那就必须淘汰。

　　同时，她也指出珠三角的企业大都具备“规模经济”的效益，但缺乏多元化，欠缺“范围经济”的效益。这些企业始终处于产业链的下游。可以设想，如果技术一下子被市场淘汰了，上游企业不生产了，那么下游企业的发展势必断链。所以一定要大力发展上游研发，将研发结果变成企业生产的产品。这样企业才可能具备持续发展的动力。（记者 冯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