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宝林作于1999年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一、“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

　　一提起五四运动，人们就会想起当时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和他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毛泽东在1945年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称他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①[《七大工作方针》（1945年4月21日），《人民日报》，1981年7月17日。]，因为是他发起并领导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爱国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而且，在五四爱国运动中，陈独秀与他的新文化运动战友又及时报道形势，提出行动口号和纲领，实际上起了引导运动的作用。最后，又是他收获五四运动的成果，组织共产党，把五四运动引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轨道。

　　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仁的论述，把五四运动不局限在1919年，而是上溯到1915年，下探到1921年；内容上，也不局限在爱国政治运动而包括新文化运动和中共的成立。所以把1915～1921年称为“五四运动时期”。这就是说，我们平时所指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有两种含义：一种是狭义的，专指1919年的爱国运动；一种是广义的，包括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19年的爱国运动、及其延续——中共的成立。而其影响和意义，甚至延续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今后中国现代化的彻底实现。

　　有一些学者，不同意广义的观点，认为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毫无关系。持这种观点的人，一是运用了不同的方法论，不愿意把二者联系起来考察；二是可能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愿意接受毛泽东、共产党的观点，更不愿意看到五四运动与中共成立的关系；三是如周策纵先生所指出的，有些人对新文化运动有偏见，“似乎故意低估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五四运动”并不是由新文化运动直接触发的。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们，大体上说来也不曾领导过，甚至不曾支持过五四运动”。①[周予同：《过去了的五四》，《中学生》，1930年5月4日。]周先生对此评论说：“把五四时代的爱国活动和新文化运动或其他活动分开来做专题研究，自然可以；但这决不能个别单独说明这一时期巨大变动的整体或主流。”②[《五四运动史》（上册），第3页，明报出版部，1981.]这个见解是深刻的。

　　关于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的领导者是谁？由于过去的研究者带有太多的党派色彩，争论很大，如：国民党的理论家叶楚伧先生认为五四运动是孙中山国民党领导的③[《总理鉴临下的“五四”运动》，见《“五四运动”资料特辑》，第13页，时代出版社，1947.]；曾任国民党副总统的陈诚等人则认为五四运动是青年感情冲动的、自发的、甚至是被投机者和政治派系利用的运动。④[陈诚：《告革命青年——为民国二十九年“五四”纪念而作》，见《“五四运动”资料特辑》，第2～3页。]而大陆方面的学者，则多数认为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了五四运动。这些说法都不太符合历史实际，缺乏说服力。

　　二、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准备了思想条件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中表现的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之高，参加人数之多、规模之大，都是空前的，而这种特殊的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直接是由陈独秀为主帅的新文化运动准备的。

　　从1840年外国列强入侵中国，把中国逐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起，中国人民受尽了屈辱和苦难，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机。但是，从1840到1914年，中国人民虽然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卓绝的斗争，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康梁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都以失败而告终。当时的人们，特别是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先进分子，对这种斗争为什么屡起屡折的问题，找不到答案。面对袁世凯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和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危机日益严重的局势，人们感到仿徨和苦闷。

　　就在这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陈独秀独辟蹊径，提出中国要独立富强，要实现近代化，当前不是直接进行政治改革或革命，而首先要进行一场思想文化革命，改变中国人的思想观念，即改造国民性，彻底清除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和各种宗教迷信思想对中国人民的毒害，代之以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就是说：要救亡，首先要启蒙。

　　自然，改造国民性，进行文化革命的问题，并不是陈独秀天才脑袋中突然想出来的，而有历史发展的渊源。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当时清朝统治者中的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实际上是承认了中国文化的不足。后来，在康、梁维新运动中，少数激进分子在论证他们的兴民权、设议院、实行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时，曾经攻击到儒家的纲常伦理学说，首次冲破了封建社会腐败沉闷的空气，形成近代中国第一个思想解放的潮流。当时的孙中山、陈独秀及毛泽东，都深受这股潮流的影响，一度拥护维新改良主张。

　　对于辛亥革命时期文化思想战线上的斗争，学术界有一个相当普遍的看法，认为“是无声无息的。”①[陈旭麓：《论五四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历史教学问题》，1959年第5期。]香港学者陈万雄先生在深入研究这个时期的大量报刊后，对此提出异议。他认为戊戌时期维新派对封建思想虽有冲击，但“严格地说仍未算达到全盘地反省和检讨传统文化思想的地步，在思想界或社会上更说不上形成一种‘反传统’的潮流”；一种具革命性的反传统文化的革新思想潮流从1903年开始“才真正出现”。而这股潮流，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渊源”①[《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119、123页，三联书店，1997.]陈先生的这个观点是很有见地的。在论述这个观点时，他对陈独秀在1904年创办的《安徽俗话报》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反传统文化革命的作用，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因为，陈独秀在他参加的1903年拒俄运动被镇压后，曾表现出与当时的革命者不同的更深刻的思考，创办了一份报纸《安徽俗话报》，集中探讨中国危亡和历次救亡运动失败的原因。结果，他认为关键是中国的国民性大落后。

　　他说：“一国的兴亡，都是随着国民性质的好歹转移。”中国人有两大不好的性质足以造成“亡国”：第一，“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第二，“只知道听天命，不知道尽人力”。②[三爱：《亡国的原因》，《安徽俗话报》，第17期。]这就是说，中国人民在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毒害下，是没有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的。所以，救亡应从根本上着手：改造中国的国民性。于是他以“三爱”为笔名，在《安徽俗话报》上用通俗的话语，向广大普通老百姓进行了大张旗鼓的宣传和阐述：讲述了当时中国面临着被外国列强瓜分的危急形势；从“家”这个关系到国民自身利益的关键词作为切人点，以“国亡家破，四字相连”，阐述了“家”与“国”的关系，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起来救亡的政治觉悟；宣传了国家主权是“全国国民所共有”、不能让“皇帝一人胡为”的民主思想；同时批判了社会上种种迷信天命的恶俗和宿命论，宣传了一些科学知识……

　　由于这样的内容，《安徽俗话报》发行半年即达数千份，全国各大城市均设有代办处，一时驰名全国。但是，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由于革命形势风雷激荡，陈独秀也被裹挟进去，直接进行政治革命。在这年秋天《安徽俗话报》出至22期后，不得不停刊。所以，如果说当时全国类似《安徽俗话报》的白话报有一大批（1903～1909年有案可查的有15份），形成了一股小小的“反传统的文化革新潮流”，那么这股潮流没有发展成一场深刻的文化革命。所以，它在当时国民中没有发生多大影响，一般国民仍如鲁迅小说《药》中吃人血馒头的人们那样不觉悟，甚至在有文化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多数如鲁迅小说中的孔乙己，留学生也如“假洋鬼子”那样，只知道在革命中投机。而且它对辛亥革命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如后来陈独秀指出的那样，辛亥革命的目标与结果，定位在一“单调的排满”，即种族斗争；二“单调的军事行动”，即依靠少数军人政客而不是广大民众。这也是辛亥革命不彻底、遭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辛亥革命失败后，随着袁世凯政治上的复辟，文化上的复辟也跟踪而来。孔孟封建思想又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尊孔崇儒订入“宪法”：“中小学均加读经一科”。

　　在这股复辟潮流的影响下，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些封建教条更加严厉地窒息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的思想和权利。许多青年经不住痛苦的折磨，生活悲观，甚至自杀，揭露出孔教的“吃人，吃孩子”的本质。国民连自身的生存权利都没有保障，何有关心政治，关心国家命运，起而救亡的觉悟。

　　正是在这种众人皆醉皆迷时，陈独秀在经过一段短暂的苦闷和访徨后，清醒而顺理成章地又回到改造国民性的文化革命上来。

　　1915年9月15日，《青年杂志》一创刊，陈独秀就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声言要彻底改造国民性，造就一代“敢于自觉勇于奋斗”之“新青年”。这种青年的六条标准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无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了实现这个目标，陈独秀以《新青年》为阵地，以振聋发聩的气势和无比锐利的战斗力，向中国传统封建文化的支柱也是其最落后、最保守、最反动的部分——“儒家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老庄、佛教的退隐思想和迷信观念以及为这种学说、思想、观念服务的旧教育、旧文学发起猛烈攻击，掀起一场又一场革命。其中振动最大的是伦理革命、宗教革命、教育革命、文学革命。

　　陈独秀一直把这场运动的重点放在批判儒家的伦理学说，指出“三纲”之说把全国每一个人都变成没有独立人格，没有自主思想，没有个人权利的奴隶，必须彻底推倒。

　　这次运动与当年办《安徽俗话报》时不一样，不是从“家”与“国”的关系，从“家”的利益出发，来启发国民关心国家命运的政治觉悟；而是从“人”与“家族”（封建社会和国家的基石）的关系，即从“个人”的利益（人权）出发，来启发国民的伦理觉悟，具有更深刻的意义。陈独秀指出，伦理的觉悟比政治的觉悟具有更深的层次：“吾敢断言曰：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①[陈独秀：《吾人最后之觉悟》，《青年杂志》，第1卷，第6号。]关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认为：“集人成国，个人之人格高，斯国家之人格亦高；个人之权巩固，斯国家之权亦巩固。”②[陈独秀：《一九一六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5号。]这就把人的解放与国家的振兴联系起来了；把启蒙与救亡统一起来了。

　　新文化运动经过几年的斗争，在全国发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在青年一代中，在学术界和教育界，发生了强烈的震撼。广大青年男女纷纷冲破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的束缚，团结到《新青年》周围来，先是为个人的“天赋人权”而斗争，继而走上为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担忧的奋斗道路。他们组织各种社团，创办类似《新青年》的刊物，形成一支既从事文化革命，又进行政治运动的强大队伍，从而为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创造了思想条件和组织条件。

　　为什么新文化运动必然走上政治斗争之路，启蒙向救亡转化，从而与五四运动发生关系呢？新文化运动启动时，同人本来是相约“不批评时政”的，即“20年不谈政治”。但此约并不表明他们不关心政治，而是要从思想文化人手，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因此一旦发生涉及到如巴黎和会、山东问题等关系到卖国、亡国的重大政治问题，就不能不谈。陈独秀在回答当时责问《新青年》为什么谈政治问题时，说得好：“本志主旨，固不在批评时政，青年修养，亦不在讨论政治，然有关国命存亡之大政，安忍默不一言。”若完全不关心政治，乃是“凉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书生，非二十世纪之新青年也。”①[《答顾克刚》，《新青年》，第3卷，第5号。]又说：“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此种根本问题，国人倘无彻底的觉悟，急谋改革，则其他政治问题，必至永远纷扰，国亡种灭而后已！国人其速醒！”②[《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新青年》第5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