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秋作于1999年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今年是五四运动80周年，中国五四运动兴起之际，正是日本大正民主运动高涨之时。在这个时期，中日两国思想文化互相交流影响，两国民主进步势力相互支持声援，两国青年学生也曾互相访问畅谈。本文试图对“五四”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特别是由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与东京大学教授吉野作造倡导的，以北京大学与东京大学师生为中心的青年交流活动，作一些具体的考察和探讨。

　　一、李大钊对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支持

　　李大钊、陈独秀创办的《每周评论》是五四运动时期最有影响的进步刊物之一。黎明会是以日本大正民主运动的理论指导者、著名的民主主义思想家吉野作造为中心的进步团体。它们恰巧都创办于1918年12月。《每周评论》一创刊，李大钊就寄给了日本的吉野作造和黎明会。1919年1月19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5号上刊登了吉野博士的东京来信。信中写道：“惠赠《每周评论》已拜读，谢谢！‘黎明会’是以促进文化为前提的，志在与所有逆着世界大势的顽迷思想奋斗，助进健全的开明思想的发达，是纯粹的学者的结合。最近开第一次讲演会，当时的速记，不日可以公刊，公刊后必寄赠一部。尚乞遥为声援，不胜切盼。”此后《每周评论》发表了李大钊等写的多篇文章，表达对日本民主运动和黎明会的支持和关注。

　　《每周评论》第7号的国外大事述评栏中，刊登了《日本政治思想的新潮流》一文，详细介绍了吉野作造与浪人会辩论并组织黎明会的经过。2月16日出版的《每周评论》第9号上，又刊载了李大钊撰写的宣传和声援黎明会的文章《祝黎明会》，署名明明。文章认为，黎明会的纲领中包含的精神，“就是主张公理，反抗强权，打破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完成日本国民的共同生活，使他与世界人类的共同生活调和一致。”最后他写道：“我祝日本的黎明，从今以后曙光灿烂。我祝中国的黎明，也快快大发曙光，和日本的黎明相映照。”

　　《每周评论》第12号上发表了李大钊署名守常的《新旧思潮之激战》一文，其中也肯定黎明会是日本新思潮的代表，“大张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旗帜，大声疾呼，和那一切顽迷思想宣战。什么军阀、贵族，什么军国主义、资本主义，都是他们的仇敌，都在他们攻击之列”。黎明会的刊物《解放》于1919年5月15日创刊，吉野作造立即寄给李大钊，10天以后，《每周评论》第23号上便全文译载了《解放》创刊号宣言。黎明会的讲演集出版后，吉野也很快寄赠李大钊。

　　对于黎明会内部的错误倾向，特别是某些人对侵略主义的妥协附和，李大钊也提出了诚恳尖锐的批评。1919年7月13日发行的《每周评论》第30号，刊登了他署名守常的两篇随感。一篇题为《忠告黎明会》，指出：“日本的黎明运动，总算是一线曙光的影子。我们对于他们很有希望。但是看了福田博士的议论，仿佛他还在迷信侵略主义，简直找不出半点光明来，很令人失望。”因此他“也劝黎明会中的真正黎明分子，先要在黎明会中作一回黎明运动”。在另一篇随感《黑暗与光明》里，他敏锐地觉察到黎明会的分化，并寄希望于新人会为代表的进步青年运动。文章深刻指出：“在日本的黎明会里，也可以分黑暗与光明两个层级。大概已经在社会上享有相当地位声望的一流人的思想，比较的不彻底，议论、态度，比较的暧昧。还是新人会一派的青年，较有朝气。他们的议论、思想，很有光明磊落的样子。这也是青年胜过老人的地方，也就是光明与黑暗的分点。”

　　二、吉野作造对中国“五四”运动的声援

　　五四运动的消息传到日本之后，吉野作造立即给北京大学的某君写了一封声援的信，这位某君大概就是李大钊。信中写道：“我知贵国虽盛倡排日，所排之日，必为野心的、侵略的、军国主义的日本，而非亲善的、和平的、平民主义的日本。”“侵略主义的日本不独为贵国青年所排斥，抑亦我侪所反对也。侵略的日本，行将瓦解，未来和平人道之日本，必可与贵国青年提携。”这封信曾被中国《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书会》所引用，并赞扬“博士此语，我国人士实不胜其感佩之情。盖此皆我国人士心坎中所欲发者”。①[《全国学生联合会致日本黎明会书》，见《五四爱国运动》（上），第411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上海《东方杂志》第16卷第7号也译载了吉野给李大钊的这封信。在《日人吉野作造之中国最近风潮观》一文中指出：“吉野博士议论，足以代表一部分日本平民之意见，此吾侪所宜注意也。”

　　笔者1987年在日本访问期间，曾在久保田文次教授的陪同下，拜访了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的东京故居。宫崎滔天的孙女宫崎落（艹冬）女士和她的丈夫、早稻田大学教授宫崎智雄先生热情地接待了我。他们拿出宫崎家珍藏的大批有关中日交流的文物资料给我看，其中有孙中山、黄兴、廖仲凯、毛泽东等中国革命家给宫崎滔天的许多信件、题词、条幅和照片。我意外地在资料中看到还有“五四”时期李大钊给吉野作造的一封信和给宫崎滔天的长子宫崎龙介的几封信。李大钊1919年6月15日写给吉野作造的信是用钢笔书写的，从信封及邮票上可以看出是从中国北京大学直接寄往日本东京吉野家中的，很可能就是对吉野上述来信的复信。该信全文如下：“拜启赐下黎明讲演集均收阅，谢谢。此次敝国的青年运动，实在是反对侵略主义反对东亚的军阀。对于贵国公正的国民绝无丝毫的恶意。此点愿贵国识者赐以谅解。惟不幸而因两国外交纷争问题表现之，诚为遗憾千万。尊论正大光明，当酌为发布，示之国人。我等日日祷望黑暗的东方发现曙光。故亦日日祷望军阀的日本变为平民的日本，侵略的日本变为平和的日本，黑暗的日本变为黎明的日本。在黎明的曙光中，两国的青年可以握手提携，改造东亚，改造世界。尊议两国大学的教授学生间应开一交通的道路，甚善甚善。顷商之敝校教授连，均极赞成。惟详细办法，须俟蔡校长回校后，始能议定。至时当详函以告。陈独秀先生因发布‘北京市民宣言’被政府捕拿，乞持公论，遥为声援。6月15日吉野博士李大钊”①[李大钊致吉野作造信，宫崎滔天故居藏原件。]这封信是研究“五四”时期中日文化思想交流的一份重要资料。

　　五四运动期间，吉野作造还在《中央公论》、《新人》、《解放》、《东方时论》等刊物上发表一系列政论文，表达了他对中国“五四”运动的热情声援和卓越见识。

　　如吉野作造在《新人》杂志1919年6月号发表《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一文，指出中国五四运动有三个特点：“第一、这次运动完全是自发的，并没有日本报纸所称的某国的煽动。”“第二、这次运动是根据一种确信的精神，为了达到确信的目标的行动，而这种目标所向并没有错误。”“第三、这次运动的结果并非单纯的排日，首先是为了铲除国内的祸根。”他还把“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联系起来，认为“两三年来，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统率之下，思想焕然一新，欧美之新空气遂极浓厚。最近新发行之杂志如《新青年》、《新潮》尤极力鼓吹新思想、新文化，倡言‘文学革命’”。他欢呼“这是中国民众举国向开明目标前进的开端，”“中国将别开一新生面矣！”吉野在文章中还明确指出支持中国卖国贼的日本军阀官僚是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敌人。只有反对“操纵笼络中国官僚的日本官僚军阀，”才能实现“真正的国民的中日亲善”。②[吉野作造：《关于北京大学学生风潮事件》，原载《新人》1919年6月号。]上海的《东方杂志》1919年7月号上全文译载了吉野的这篇重要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