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于80年前的那场“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一次知识分子运动。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杂志的成员为主体的一批得风气之先的杰出知识分子，在短短数年间，以其震撼力极强的激扬文字，传播新知，评判旧学，启蒙思智，重塑典范，影响～代青年至深至巨，近代中国的价值系统、政治文化和学术理路自此为之一变。这是一批在“五四”时期思想、学术、文化领域锐意兴革，甚为活跃，颇具影响的新文化培育者，我们谓之“五四”文化人。

　　就价值倾向和合作方式而言，“五四”文化人带有明显的群体活动特征。他们基本上供职于北大，自沪北迁的《新青年》杂志因而几乎成为同人刊物，每每论及某一问题，往往此呼彼应，互为声援，甚而扮演双簧，引动视听。他们对于西方的人文学说及东方固有文化大体取一致或相近的态度，从而在当时形成一股流派和势力。然而，“五四”文化人聚拢的时日甚为短暂，自1917年始的两三年间是他们洽契合作的黄金期：“五四”运动之后，彼此歧异日益显现，新文化阵营呈分化之势。经过20年代初及中期的《新青年》南迁改组和“女师大风潮”等事件，以及种种人事变迁，至南方国民党兴起、社会政治形态再度集权整合，轰动一时的“五四”文化人群体已基本消散，其原初影响力日渐式微。

　　陈独秀最先游离出来，由文化人的激进主于异变为不甚胜任的政党魁首，其悲剧命运由此铸就。刘半农、钱玄同这两位猛将亦迅即沉寂下来，或远走欧洲补充学历，或踱入书房深研古学，折入学人一途。崇仰俄国革命的李大钊，将社会改造的理论和实践合二而一，以学者兼革命家的身份为理想而捐躯，成为中国共产革命的第一批殉道者。那位“四川省只手打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则“渐人颓唐”，深陷堕落而难以自拔。鲁迅、周作人兄弟长期雄踞文坛，其个性鲜明的文章，或辛辣深刻，或闲适平和，均能赓续启蒙思路而风行海内；不过，其兄始终未脱“魏晋风骨”，晚岁虽号为“左翼”旗帜，而其本质仍是一个“孤独的斗士”；其弟则在十字街头筑起象牙塔，一直在“出世”和“人世”间徘徊，枉自清高一世，却在昏然“下水”后饮恨余生……周氏兄弟所显露出的性情与现实难以融合的共性，颇堪玩味。此外，如陶孟和、沈尹默及傅斯年、罗家伦者流，其后大抵安于文教一隅，非复有当年的风发意气。特别值得关注者，是蔡元培、胡适二位，他们联手合作绵续20年之久，隐然成为民国知识界的主导力量，又均保持着当年的启蒙意绪，使“五四”文化人的余脉得以延续。

　　胡适以其提倡白话文、尝试新诗创作、宣扬个性解放和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等骄人成绩蜚声海内外，堪称“五四”文化人的典范。而蔡元培的情况则略显特殊。他虽像大多数“五四”文化人一样，具有为时不短的国外求学经历，却有着为他们所不具备的清末翰林身份和民初入阁参政的生涯，其学术和政治地位均非同寻常。在倡扬新思想、新文化方面，他没有陈独秀、胡适等人那种锋芒毕露的震动效应，却在实际上催发和护持了思想文化领域的这场震荡。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蔡元培对北京大学的成功改革，其意义并不亚于《新青年》的启蒙努力，就实际情形而言，“五四”当年，北大的革新所产生的辐射力具有更直接可感的社会影响。被后人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在历经浮沉、痛自反思的晚年所撰写的一篇文章中直言：“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之必然的产物，无论是功是罪，都不应该专归到哪几个人，可是蔡先生、适之和我，乃是当时在思想言论上负主要责任的人”。①[陈独秀：《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重庆《中央日报》，1940年3月24日。]由此可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蔡元培的作用十分重要，亦颇为特殊。

　　蔡元培与胡适自1917年在北大结识，至1937年抗战爆发而天各一方、交往断绝，整整20年间，合作洽契，过从颇密，关系非同恒泛。二人共同效命北大时期，胡得蔡赏识和扶掖，顺捷跻身文教上层，而蔡凭依胡等欧美派力量刷新校政，锐意“西化”；二人一为校长，一为教务长，在风雨飘摇的北洋时代合力苦撑教育残局，常能不谋而合，默契共事；面对南北分治，政治动荡的局面，二人联手提出时局主张，共同寄望于“好人政府”，一时均为北大“清流议政”的头面人物。及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蔡、胡的政治处境形式上虽不尽一致，然在社会政治形态由相对宽松到重新集权整合的演化过程中，本质上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内心均交替经历了调适——抗争——再凋适的复杂过程，共同表现出某种“不适应症”；220年代末，二人在沪比邻而居数年之久，曾一同在大学院大学委员会、上海中国公学、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等机构中共事，依旧合作如初；30年代初，胡复归北大，二人始两地睽隔，然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中央研究院评议会等方面的活动，仍将彼此连结在一起……通观“五四”文化人，像蔡、胡这样交往时日之长、交谊程度之深者，确乎鲜见。

　　民国文化教育史上的这一“蔡、胡连结现象”，已远远超出个人往还的意义，而具有多重社会内涵。其一，由于蔡、胡二人均有甚高的社会、学术地位，他们之间的彼此推重及联手合作，很自然即形成知识界的一股主导力量，这可从他们相继主持权威性教科文机构的事实中得到印证。继蔡氏出长北大之后，除奉系势力短时控制北方、改组北大之外，这所著名学府的校务基本即由蒋梦麟、胡适先后主持，李石曾的“中法系”曾试图涉足其中，结果引发风潮，大败而归。蒋、胡乃蔡当年在北大时所倚重的左右帮手，他们一脉相承地治理北大，风格虽不尽相同，其自由学风却并无二致。蔡氏晚年一直主持中央研究院，其逝世后，继任院长人选以胡的呼声最高，因胡担任战时驻美大使，有外交重责在身，院长一职遂由他人代行，直至50年代胡终于荣任“院长”一职，其前因后果，并非偶然。民国时期甚有实力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分配使用，在很长一段时间，蔡、胡分任董事长和董事，是该机构中最有影响力的两个关键人物；相当数量的学校、院所和人员曾受益于此。显然，蔡、胡在学界的主导作用，毋庸置疑。

　　其二，就年龄及经历而言，蔡元培、胡适属两代人。蔡是戊戌年间康、梁一辈人，虽成名颇早，然其功业顶峰却延后至“五四”时期，这得益于他颇能与时俱进。与蔡相类者，有张元济诸人。胡则是科举制废除后有幸亲炙欧美教育，学成归国的一代新人。从教育背景和学术训练上，他们之间显有差异，20年代初蔡、胡之间围绕小说《红楼梦》展开的学术争论，说明了这一点。可是，蔡氏与胡等欧美派知识分子的长期合作，勾通了戊戌至“五四”的两代人，透露出近代中国的社会政治虽瞬息万变，而思想文化使命则相对专一的有趣现象。考察蔡、胡交谊的社会内涵，对于深入索解清末民初的时代主线将不无助益。

　　其三，“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无论在当时或其后均屡招物议。民族主义政治势力兴起后，更进而试图全面否定“五四”精神，国民党内一些大员亦不时兴风作浪，诋毁新文化，欲谋复旧。蔡、胡作为当年的始作俑者，其彼此连结，构成一道护持“五四”精华的屏障。至少在他们可以左右局面的教科文机构和知识分子圈内，依然保存着蔑视偶像、自由探索、崇尚科学、追求民主的“五四”风范。从而使“五四”文化人当年的种种热诚努力免遭消蚀殆尽的厄运。

　　蔡元培和胡适均属近代教育文化史上的大家，他们在中西文化问题上的名异而实同的思想主张，在教育思想和实践方面的创见及承续关连，在相同的政治环境中的共同追求和不同处境心态，以及在学术志趣、品格修养和人际交游诸层面的异同比较，都值得加以认真探讨。而他们的交谊始末及其对民国教育、文化和知识界的多方面连带影响，更为追踪研究“五四”文化人的后续发展及活动提供了颇为典型的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