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青年学子杨宝霖读到《东莞县志》时，见书中提到明初以前的史事，多引自《琴轩集》。可是杨宝霖将家传的聚德堂版《琴轩集》翻遍了，也找不出原文，大惑不解。后来才知陈伯陶著《东莞县志》时，所引的《琴轩集》是康熙六十年的万卷堂藏本，而不是家传的聚德堂藏本。
    杨宝霖，出身东莞诗书世家，四世为人师表，清苦百数十年。杨宝霖后来读到张其淦文，言及曾借书给陈伯陶，而陈伯陶是在九龙隐居时编写《东莞县志》，以此推断，则万卷堂版《琴轩集》必定藏于香港，杨宝霖求书之念自此而起，求之不得，寤寐思之。

    为了寻访万卷堂《琴轩集》下落，杨宝霖几乎搜尽相关文献，试图从中找到有关这本书的线索，但所得甚微，几乎以为今生与之无缘。直到1988年，当年的青年学子已成了半百老人，这一年里杨宝霖读到邓又同所著《香港学海书楼藏书目录》，发现这套康熙六十年的孤本赫然记录在册，不觉狂喜。又查，得知学海书楼藏书已于某年某月某日尽数移交给香港大会堂图书馆。可是，这时中港已经关卡重重，不能自由通行久矣，杨宝霖唯有望海关而兴叹，叹自己一介寒儒，如何能长住香港，将其全部抄录而返呢？！从此杨宝霖不断托亲友前往香港大会堂复印、抄录，然而十年过去，也只得到十几张影印的书影。

    杨宝霖老师得知他一个学生不是东莞人，平时住在香港，为听课每半月一次往返于中港，且惊且喜，托他带信当面交给香港一位友人，请他帮手前往大会堂影印《琴轩集》。杨老师说，他寻找的这套书是康熙六十年的孤本，全世界最后一套了，而他现在正着手写一本有关东莞历史文化发展的书，非常需要这套书里的资料。杨老师说起这些时，脸上流露出一种渴望，羡书之情溢于颜表。

    2000年4月15日，杨老师已年近古稀。当杨宝霖老师的学生带着全套影印的万卷堂《琴轩集》，去到杨老师的自力斋，把影印的《琴轩集》交给老师，老师长叹一声：“几十年啊！我想了它几十年啊！”接过书后，杨老师不敢马上细看，先小心地把它放好，转身入房取出一本自己的著作《自力斋文史农史论文选集》，在扉页上研磨题道：“他年邻架翻缃缥，多少芸编认指痕。”说着坐在天台上讲起《琴轩集》始末，讲起一本书和数名东莞儒子的故事。

    杨老师得到《琴轩集》影印全本后，因陈琏是东莞桥头村人氏，故游说桥头村委，得以出资再版二百五十套。再版《琴轩集》经杨老师修订、增遗，分为五册，里面添加了杨老师搜集而来的陈琏墨迹、万卷堂门匾影刻、再版序言等。《琴轩集》初刻于明正统六年（1441年），重刻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第三次重刻于康熙六十年（1721年），此为第四次重刻，距第三次重刻相距二百七十九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