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铁道部宣布今年开始春运期间火车票不再涨价，到发改委、交通部等联合发文禁止公路运输春运期间涨价，一个连锁性的制度安排基本可以让我们得出结论：春运票价“止涨”的确跟郝劲松上书铁道部长没有直接联系。此次一系列的制度安排，背后肯定有比部长更高层次的国家领导人在过问，其中有比垄断集团让利本身更为宏大的视野。这样一个良好结果的到来，虽然跟许多人期待中的通过司法的力量来达到目的尚有差距，但很显然，它仍然是公民们长久以来持续“非议”、上诉和公开上书的结果。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公益诉讼、公民上书、时评表达掀开了新时期公民表达的序幕，一大批热血之士和知识分子投身其中，成为延续至今，且仍将长久延续的时代风景。虽然在公益诉讼方面屡败屡战，但在公民上书方面却屡有斩获。比如法学界上书和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比如今天的春运票价不上浮。等等。虽然从理论上说，这不是一个理想的结果，理想的结果，是公民可以直接启动司法的力量制衡行政权力。但从实证的角度来分析，在一个行政权长期大于立法权、司法权的转型社会，通过公民的公开表达，直接促进行政权力的自我改善，从而逐步达致“善政”，似乎又是一个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能达到这一步，我以为仍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与一些法学界人士和一些理想主义者不同，我不认为它意味着法治的倒退，因为那种理想的结局，至少在新中国建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并没有出现过。而今天的进步，已经殊为不易。

　　首先，从“上诉”到“上书”，表面上是从向一个体制叫板转而向具体的精英人物吁求，但它的同时，也可以说是在通过公民表达向社会精英“施压”。从要求无法具像化的整个制度为社会担责，到要求社会精英个体具体的责任和道义担当，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一个表现。转型社会意味着很多层面上的制度变革，而制度变革的责任义不容辞地落在了少数社会精英的头上。而不论是在个案公正，还是在更宏观的制度推动上，社会精英们往往拥有巨大的“自由裁量权”。向左，还是向右，往往取决于利益群体的表达哪一方更充分。只有民间的充分表达，才会使决策更趋向于民主和公正。也只有那些真正符合广大民众要求的“上书”，才会引起媒体的广泛报道。因此，我们可以说凡是影响力巨大的“上书”事件，都是广泛的民意表达。这本身亦是一个民主的过程。这与当年关起门来、未经民意筛选的“公车上书”有着本质的不同。

　　其次，上诉也好，非议也好，公开上书也好，这样一种公民表达，已经是再也无法倒退的社会潮流。一方面，它是公民的自由和权利，是最基本的人权，被互联网、手机、卫星电视等等现代科技插上飞翔的翅膀；另一方面，诚如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研究主任郑永年先生所言，信息是现代国家权力的最为重要的资源，更是中央政府权力的资源。在现代社会，任何政府都是根据信息来决策，根据信息来实施决策。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尤其如此。中国政治系统复杂，地方政府具有很大的权力，其行为往往超出中央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外。在没有媒体开放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总能欺上瞒下。内部制约和制衡机制的建设固然重要，但内部机制容易被官员所操纵，只有向社会开放的制衡才不易被操纵。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上诉也好，非议也好，上书也好，公民表达的道路将会越来越宽广。这是国家权力完整和公民权利保障的共同要求。

　　很多人担心，一切出自行政权力的自我裁量，并不是一个可以预期的结果，今天他可以自由地向左，明天他也可以无所畏惧自由地向右。非也！一切自由都是在尊重他人权利和自由的基础上。行政权力的自由裁量也是如此。从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到春运价格上浮制度的废除，甚至于今天的油价随国际市场下调，其中的变化之快，超出许多人的想象。这个力量，正是公民充分表达的结果。虽然我们不能准确预知变革的具体时刻，但我们仍然可以确信：只要勇于表达，善于表达，持之以恒，水滴石穿。今天我们可以获得个案的公正，明天未必不能促进制度的大变革大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