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对话与交流——著名作家与读者见面会”在长安图书馆举行。包括贾平凹、刘庆邦、范稳在内的20余名著名作家与长安文学爱好者面对面。在场观众的热情发问，作家的精彩回答，让见面会迸发出不少精彩火花。

    关于文学创作

    作家少上镜少参加会议才好

    读者：今天见了“短篇王”，我特别激动……

    刘庆邦：所谓“短篇王”，是给我戴了一顶纸糊的高帽子。文无第一，武无第二，称“王”就是“亡”了。作家靠作品说话。作家就像一个足球运动员，脚底下得有球，那怎么跑都不算是越位，如果脚下没球，那可就犯规了。所以作家得带着作品往前跑，少上镜，少参加会议，这样才好。

    读者：请问贾平凹老师是怎么保持旺盛创造力的？

    贾平凹：其实我的创造力也不怎么旺盛。除了写作，我也干不了别的。虽然写的多，不一定代表写的好。文学的淘汰是很可怕的，要不停地学习，要更新文学观念，要不后面一茬一茬的新人就赶上来了，我老有危机感。现在我50多岁了，还有写作的欲望，就写一下。

    关于打工文学

    打工群体不消失

    文学也不会消失

    读者：东莞的打工文学很兴盛，打工文学会不会像当年的知青文学那样成为主流文化？

    贾平凹：现在的打工文学作者、作品特别多，规模恐怕比当初的知青作家还多。农村城市化的进程至少要牺牲一代到两代人才能完成。这样，打工文学不可能在10年或20年内消失。这种群体不消失，文学也不会消失。但我从来不觉得要把文学分那么细，要分城市题材还是乡村题材，作者脑子里不要装这么多东西，要写熟悉的人和事。

    刘庆邦：我觉得从广义上说，我们写的都是打工文学，李白也是到长安打工，贾平凹是到西安打工，我是到北京打工。

    读者：从《秦腔》到《高兴》，都反映了农民工进城的历程，你为何持续地对他们关注？

    贾平凹：我是从农村出来的，所以肯定关注。城市里的每个人都可能和拾破烂的打过交道，但谁想过去了解他们的生活？我写的不是一个保守的农民，而是一个当下的农民。他们可能有很多毛病，也仇恨过城市，但他们有自己的方式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