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少红和公诉人、被害人律师舌战中，有以下对话——

　　问：“李少波死前，你的手机号码是多少？”

　　答：“我没有手机，用我弟弟张辉然的。”问：“你用的是他哪一部手机呢？”答：“我不记得了，他有几部手机，我都用过。”

　　问：“你是说，你弟弟的所有手机你都用过吗？”

　　答：“有的用过，有的没用过。”问：“你这次被捕前用的手机号是多少？”答：“我不记得。”问：“是不是13410371979？”答：“不记得，我有好几部手机。”问：“你有多少部手机？”答：“多得连我自己都不记得。”

　　问：“你说你不认识潘金强，为什么你的通讯簿上有潘金强的电话号码？”

　　答：“就算通讯簿上有他的号码，是我的字迹吗？也许是别人写上去的。”

　　法庭辩论中，张少红和她的律师一再强调潘金强的供词是“孤证”。张少红的律师说：“潘金强17次口供前后矛盾百出，他改口供的原因每次都与利益有关”。其律师辩称，潘金强每一次改口供都会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解释归根到底只有两个字—利益。有利益的引诱就会改口供。并称无论潘金强的口供是真是假，在本案中也是“孤证”，不能据此认定张少红有罪。

　　张少红等的律师辩称，潘金强的供述多次反复不具有真实性，吴记悦声称是因被打才被迫作出不真实的供述。第三次庭审，深圳市检察院要求法庭播放审问吴记悦的录像，整个审问过程显示，吴记悦完全是在自愿的情况下作出供述的，并没有检察官“刑讯逼供”。吴记悦挤牙膏般地挤出了一些事实：他认识张少红，并为她掐算最佳动手时间、地点，称这是替天行道。这段录像放出后，张少红毫无反应，吴记悦则称录像断章取义。但事实上录像没有剪接痕迹，流畅完整。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潘金强的供述反复有合理解释，且有其他证人的证言可以印证，相关的证人、证言、证据组成的证据链足以认定指控的事实。张少红伙同他人提起杀人犯意并出资雇凶；潘国全、陈益武分别雇请并教唆凶手杀人，积极参与作案，三被告均系主犯。吴记悦在这起案件中起辅助作用，为从犯。

　　本案重审对张少红做出无期徒刑一审判决后，张少红的律师代其上诉。诉状中就以上论述进行了重新说明，并指出：“刑事诉讼中认定犯罪必须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这要求定罪证据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它要求在认定被告人有罪时，不能有任何推测之词。如果仅凭一些巧合就认定被告人有罪，不就成了有罪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