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还不满20岁的河南籍农民工周伟每年都从安徽阜阳火车站转车外出务工。两年多的打工经历，让个头还略显矮小的他已经处处透露着成熟味道。

    两年前，周伟第一次外出打工选择的是深圳。“深圳不好混啊。”周伟回想起在深圳的经历连连摇头，“总感觉治安很差，还有飞车抢东西的。”像他这样的年轻后生和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夜里都不敢单独上街，不仅怕抢盗，还担心被一些本地人寻衅欺负。

    相比之下，周伟认为现在上海的就业环境好很多，有很强的安全感。在先期转移到长三角的老乡们介绍下，周伟到了上海做汽修店学徒，工资不算高，可是他却说：“这里治安很好，另外还有一些专为农民工无偿维权的机构和律师，很多年纪大的老乡在上海打工多年都很放心。”如今，他正在努力“学本事”，争取留在上海。

    在农民工输出地安徽，省内许多地方出现愈演愈烈的“民工荒”。人们不免觉得奇怪，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快向内陆转移，作为劳动力“富裕区”，中西部本应吸引大量农民工就地转移就业。劳动部门负责人分析指出，“软环境”不够规范是根本原因。据劳动部门统计，2006年安徽省内缺工大约在40万以上，仅芜湖一市就缺工10万，今年这些数字仍有可能增加。对此，安徽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劳务输出办公室主任刘邦安分析说，用工环境不够规范、完善，外出务工人员的合法权益不时地受到侵害是“逼走”大量农民工的重要原因。

    许多农民工也道出了他们“舍近求远”选择上海、江苏、浙江等地区打工的原委，工资待遇高其实并非吸引他们的全部，反倒是“工作环境好、治安好、做事情照规矩来”成为他们看重的首要因素。相比之下，在某些地区，许多用工单位利用地方招商引资求发展的急切心理，给农民工就业开出一些极苛刻的条件，比如不与务工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务工人员交纳社会保险，随意加大劳动强度和延长用工时间、拖欠工资等，“吓跑了农民工”。

    越有“人情味儿”的地方越能留住农民工

    在经过多年奋斗，完成一定积累之后，外出务工的农民工“感情需要”也在提升。

    来自皖北阜阳农村的赵磊应该算是最早一批“打工族”的一员。在广东打拼一段时间之后，她在14年前来到上海嘉定唯明机电机械有限公司，这份“十分满意”的工作她做到了现在。

    起初，凭着聪明伶俐，赵磊一进厂就干着别人羡慕不已的办公室文员的轻松活。可为了“学点技术”，她干了半年就要求换岗到车间。老板满足了这个年轻女孩“不安分”的要求，开明地说：“只要你想学，车间的技术随你挑。”就这样，赵磊学起了一技之长--车工。

    已过而立之年的赵磊现在最开心的事就是，老板给她办好了包括独生子女证、暂住证以及医疗、养老、人身意外等综合保险。有了这些，她的儿子不用再为入读上海学校而多花钱，她生病了也能报销70%的医疗费，55岁退休后还可以每月拿到五六百元的养老费。

    “自己的想法能被理解、被扶持，往后的生活也有人惦记、有人帮助，这中间感受到的人情味儿是我早先打工经历中所没有体味到的。”她感慨地说。

    和赵磊一样，许多农民工也正在用他们“情感的天平”调整、或者固定着自己的务工生涯。

    记者见到刘丽时，正巧她刚辞掉上一份私营电子工人的工作，筹划着“自立门户”开家服装店。老家在安徽怀远县的刘丽生于1986年，是典型的第二代农民工的代表。健谈、有主见是这个女孩儿给人最直接的印象。她说不管职业怎么改变，惟一不会变的是自己“不会离开南京”。

    “南京的警察很好，派出所的民警对我们这些外地打工的人很和气，一点都没有因为你是外地人就为难、歧视你的意思。”她说，“不管本地人还是外地人，生活中需要帮忙的话，他们都会很快过来。”刚到南京时，孤身一人的刘丽在办证件、租房子时得到了当地民警的许多照顾，她无论何时提起都充满了感激。

    提升“软环境”竞争力已是地方当务之急

    农民工是最讲究实际的，谁给的工资高，哪里的工作环境好，他就会往哪里跑。反观这几年一些地方的“民工荒”，一个明显的新趋势是某些为农民工开工资过低、待遇差的地区“民工荒”更严重。为了吸引农民工就业，许多地区采取了大量措施改善农民工工作环境，提高工资和各项福利待遇，在就医、教育、居留、维权等各方面给予农民工越来越宽松的环境。

    27岁的孙斌老家在江苏一个小县城里，如今他已是北京中等规模的广告公司管理阶层人员。在他看来，身为一个“外地人”，生活在大城市的环境是否宽松是他选择“留”或者“走”的关键，而北京现在的环境显然是他所满意的。偶尔遇到加班加点却未加薪的情况，当地媒体都会积极地鼓与呼，直到问题解决。

    “一方面城市主动接纳外来打工人员，另一方面我们也在尽快地适应环境。”孙斌说。目前，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暂住证制度能够取消，至少早点改成更人性化的居住证制度。(记者 蔡敏 马姝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