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历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太深，不管男女老少，削尖了脑袋硬要往文化人堆里钻，非要弄得一身的书呆子气才有点自我安慰的虚荣，甚至十分乐于别人骂他一声“书呆子”。这也反映了文化人从古至今也是倍受人尊敬的，古代好多人从黄发垂髫就开始苦读诗书，直到白发苍苍，手握的书卷依然未能成就他的功名，临死前总得老泪纵横一番，不忘嘱托自己的后人奋发努力，“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儿孙抹一抹眼泪，轻轻地点了点头，或情愿或不情愿地埋头于书本间，很多人连抬一下头的勇气都没有，怕一抬头看见的是家徒四壁、妻儿寡母。

    文化人很少不与贫困相联系的，只有贫困才越显他们的高尚节操。陶渊明经常断粮，常常饥一顿饿一顿，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勒一勒裤腰带，狠狠心说一句“不为五斗米折腰”，诗人的品行在物质与非物质间渲染得淋漓尽致。杜甫为了生计更是一生颠沛流离，房子被风吹倒了，家人恸哭流涕，在这一片哀嚎声中不忘取乐一番，命运越是悲惨，更能让人动容。有时候，我不免做一个大胆的猜想，在那些有名的历史人物面前，远离贫困的机会可能不止一次眷顾过他们，他们可能会沉思良久，然后依依不舍地躲避这些机会。只有这样，文化人的表像才能与世俗的浑沌卓然分开，削瘦的身影才能在世人或者后人面前显得更加伟岸！

    文化人只有与贫困同行，才有对世间万物发出哀怨的共鸣，所以，他们千方百计不让自己沾染一丁点铜臭气。这种习气一直传承到今天，在今天好多的文化人中广泛传播。当今真正有学识的人发财的并不多，除了那些确实称得上作家的，从著作中提取一点稿费，就足以发点小财，人一旦到了那种境界，压根儿早就把钱财看轻了，粗茶淡饭，照样度日。不同的是，这样的境界无需刻意去制造，所以即使发点小财也不会很充裕，仍与贫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如果选择了文化，就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贫困！

    相反，那些腰缠万贯富甲一方的财主总是想方设法在脸上贴金，非要把自己装扮成文化人的模样。清末的徽商就戴着一顶“儒商”的帽子，他们中的好多人都是因为早年科举不及，愤然从商，这一尝试不要紧，渐渐发现自己真是一块经商的料，结果不出几年就把生意做到了全国各地，顺手抓一把银两打发下人，都远远超出当初假如考上了做个县太爷、府台大人的俸禄。有钱的日子自然不必说了，看上了哪家的宅院、哪家的闺女，伸伸手很快就能如愿以偿，但心里总会有些自卑，自卑不是文化人，这一辈子是无法实现了，就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身上，希望下一代仍然要坚持走仕途的道路。于是大力提倡办学，进行儒家学科的普及化，并创造性地将儒学与经商联系起来，不知道这种牵强的联系是否对纯粹的商业活动有没有具体的帮助，至少这个名称还能为文化界和商界所接受。比之于对经商过于纯粹的山西人，徽商似乎确实有很多便利的地方，与官场的交涉很是流畅，甚至很多人自己就身在官场。

    当今社会更是明显，当年一起考大学的同伴，一方考上了，全家人欢天喜地，蓬壁顿时生辉，道喜的排成长队，有战略眼光的已经把他作为了未来女婿的人选；落榜的一方自然黯然神伤，用被子蒙住脑袋痛哭几天，一边哭一边想将来的打算，哭泪了，收拾起简单的背包，毅然踏上了外出打工的道路。事情常常会发生喜剧性的变化，落榜的年轻人经过几年的打拼开创了自己的事业，摇身变成某某公司、某某集团的老总，本身没多少文化，手下却有一大帮高学历的人才为他打工。而当年那个考上大学的年轻人，此时正在人头攒动的招聘现场与同学历的人挣抢一个微不足道的职位……这样的例子很多，尤其在我们身处的深圳，早已是司空见惯。“高学历给低文化的打工”似乎渐渐成了中国企业的一种特色。

    不过，低文化的人始终摆脱不了内心的自卑感，在功成名就之后，总想着提升自己的内涵。于是想方设法要搞个大学文凭，研读MBA，甚至冲到文化人的前沿阵地，口述自己的发家历程，请人代笔写个自传，从里到外把自己装扮成文化人。就像那些徽州商人，对文化的眷顾永远都是那么根深蒂固！无论他们多富有，他们对有文化的人还是相当尊重的，而那些有文化的人恰恰大多是穷光蛋，就像前面说的，这种“穷”源自于刻意的制造，一旦有了钱，似乎就与那些大老板“同流合污”了。

    财富从未抛弃过文化，而是文化自己在一次又一次地排斥财富。

    前几天看到网上流传“文化人的十大弊病”的文章，每一条都说的再恰当不过，将一个活脱脱的文化人形象以一种反面的形式表现得淋漓尽致。这“十大弊病”中的任何一条都足以断送他们的财路，所以文化人注定了与贫困相连。贫困造就了文化的独善其身，而文化却将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催生得更加贫穷！(作者 寂寞飞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