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东莞市规划委员会召开2008年第一次会议，审议《东莞市公路网规划》、《东莞市公共交通规划》等项目。副市长梁国英在会上以亲身乘车的感受直指公共交通规划的不足，引起现场规划委员会委员们的共鸣。《东莞市公共交通规划》也因此最终未获通过，待修改后再行审议。不少市民表示，盼望市长能多亲历 “民生之难”。
 
    在笔者看来，市长要亲历“民生之难”应该有一个前提，那就是政府相关部门无法解决“民生之难”相关问题，只有市长亲自过问才能解决好。因此可以说，如果事事都得市长亲历亲为，那么这并不是什么好事。

    值得一提的是，副市长梁国英述说自己的乘车经历后，引起现场规划委员会委员们的共鸣，并促使不合理的《东莞市公共交通规划》最终未获通过。这表明市长亲历“民生之难”有积极的意义。但也反映出消极另一面，那就是相关职能部门在《东莞市公共交通规划》制定的过程中为什么体验不到乘车难的问题？

    “28个镇的居民，乘车到市中心，得走多少冤枉路、迂回路？”这是东莞反映公交线路最突出的问题，此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曾多次反映。但这些代表、委员们的反映显然都没有得到相关职能部门的重视，所以不合理的《东莞市公共交通规划》还是拿到了会议上去审议，并在此前获得初审通过。公共交通规划作为一项重大的民生决策，存在的问题为何在初审时没有发现，假如市长没有亲历“乘车之难”，接下来东莞又有多少市民得每天大费周折地走冤枉路呢？笔者心存疑虑。

    记得曾有评论说，“市长亲历民生之难问题应成为社会常态”，笔者倒不这么认为。公务繁忙的市长，其工作的特殊性注定了，不可能事事都指望市长“亲自过问”，这与亲民不亲民无关。不容否认，市长是政府的主要责任人，但这个责任人的身份，常常导致一些职能部门分散了自身的责任意识，这也许是市民总是期待市长常亲自解决民生问题的主要原因。但如果每件事情都是市长来办，相关部门存在的必要性是否值得怀疑呢？

    毫无疑问，当下“市长亲自过问”所产生的工作效率，让不少群众有着较强的权力依赖。在前不久，深圳还曝出“市民花万元请市长坐公交”一事，市民花万元请市长“亲历乘车难”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不少人认为这是一份另类的抗议书和民意的无奈。的确，在普通百姓眼中，寻求大官监督小官的传统观念至今仍旧挥之不去。碰到解决不了的问题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了“父母官”，这种观念与现代法治社会其实是脱节的，同时也说明了民意难以表达的无奈。笔者希望，政府相关部门政策制定、落实时，能够有效作为，多从细微问题入手，多听民意、察民情，替市长分忧，为政府解难。（作者 王子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