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东莞，14岁的四川女孩晓静生下女婴，称是在原籍被老师强奸而怀孕。这个女孩的父母双双在外打工，只好把她托付给朋友照看。现在公安机关正在调查谁是女婴的父亲（见昨天本报）。

　　我们无法将母亲与一个14岁女孩联系在一起。女婴无辜，但晓静已经历了一次摧毁，她对学业、老师、男女、母亲等一系列词语所形成的概念需要重建。我们希望这重建的过程是顺利的，但我们也担心刺入心灵的阴影是否能够排除干净，一切需要未来来回答。

　　出门打工的踊跃程度，以及打工者拿回家乡的报酬，容易掩盖其中的苦楚。即使现在，我们更多看到的，仍然只是他们付出的巨大劳动，他们在城市里所遭遇的不公，他们讨工钱的痛苦，而很少看到打工者付出的全部代价。

　　14岁女孩的父母双双出门打工，使她无法获得父母的随身护佑。即使一切不曾发生，他们也陷入了儿女思念双亲，双亲思念女儿的境地。我们当然不能肯定地说，如果父母没有出门打工，晓静就不会遭受摧残；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父母远离家乡，增加了晓静受摧残的机会。

　　当代中国，打工者群体的存在，无疑是最大的社会问题。这些人为了生计走出家乡，大多只是怀抱维系家庭基本生活的希望，而夫妻离散而去，子女不得团圆，老人不能侍奉，打工者被投入到陌生的处所，不断流动的生活场景使之难以形成稳定的个人生活图景。这，需要多少金钱，才能抵打工者所付出的一切，金钱又是否真的能够抵消他们所付出的一切？

　　但他们是必须去打工的。他们的家乡太穷，他们的希望不在那里，他们生活的惟一希望在城市，而城市又几乎是他们永远不能到达的地方，他们只是把身体摆在了城市的马路、工地或者流水线旁边，作为社会人的一切却属于乡村。

　　城市里有打工者流下的汗，流水线边有打工者留下的手指，高塔上有讨薪者哭出的泪，每一面墙里都存着打工者喘息的声音。打工者源源走进城市，他们的父母佝偻着身子在家乡自谋生计，他们的子女在家乡被遥远的思念和无依的恐惧啮咬，他们夫妻奔向了不同的城市，即使甚至在同一座城市也不得团圆，而只能享受探亲房这样的“人道关怀”。

　　在晓静遭受不幸以后，父母说他们后悔夫妻俩都出来打工。我想，与在云南出了“山村西门庆”之后他们的丈夫说后悔出来打工一样，都不过是个人的感慨。更多的子女没有遭遇晓静这样的摧残，更多的妻子没有被“山村西门庆”霸占，打工在外的人及其家庭所付出的巨大牺牲也就永远埋在了他们各自的心底。

　　生计是让人源源走出家门的动力，社会分隔是使得打工者寄居于城市的原因。在这沉重的现实面前，“不要忘记关心留守孩子（或留守老人、留守妻子）”，提醒虽有善意，但又何其无力！打工者付出的代价，是我们这个时代一道最粗的疤痕。（作者 刘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