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湖北省武汉市教育局基教处处长王辉华觉得自己挺冤。起因是不久前武汉市教育局印发的一个通知：从今年9月开始，在全市10所学校的起始年级开展农民工子女就学单独编班试点工作。

    一石激起千层浪。不少人认为，这无疑在城市孩子和农民工子弟间筑了一道隔离墙，是“赤裸裸的歧视”；甚至有人怀疑这是迫于城市学生家长的压力而采取的行动。

    “这不是基于市民的呼声，而是基层反映上来的外来经商人员和外来务工农民的愿望。”王辉华忙不迭地声明。他认为，农民工子女在公办学校上学，到底是单独编班好，还是混合编班好，目前尚无定论，可以先进行试点。

    王辉华希望，对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不应该简单地停留在“是否遭遇歧视的道德批判”上，而应该进入“研究如何切实有益农民工子女健康成长”的理性探索阶段。

　　“我们不是边角余料，而是学校的宠儿”

    从1999年开始，武汉市部分中小学校允许农民工子女入学，并免收借读费。至今，武汉市1700余所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中，已有297所公办中小学向农民工子女敞开大门。目前在武汉接受义务教育的13万多名农民工子女中，有67%的学生在公办中小学就读。

    “在解决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上，怎样让他们‘留得住、学得好’，已经成为一道新课题。”王辉华说。

    而在实践中，不少接收农民工子女的公办学校已经试行了单独编班。

    走进武汉市汉阳区德才中学的大门，一眼就能看到橱窗里贴着的几个大字——“我来自农村，我很优秀。”校长陈长俊介绍说，这是学生们自己说出的豪言。

    德才中学是个社区配套学校，坐落在城乡接合部，只有9年历史。目前在校学生1200名，其中有农民工子女680名，超过全部在校生的50%。陈长俊说：“如果没有农民工子女入学，我们的学校可能就不像个学校了。”

    和一般人的想像不同，学校的老师讲起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农村的孩子，都赞不绝口。在他们眼中，这些孩子纯朴、节约、体贴、有礼貌，甚至“比城里的孩子更有优势”。

    从2004年敞开大门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开始，德才中学就尝试两种编班模式：混合编班和单独编班。农民工家长送孩子来入学时，就混合编班还是单独编班，大多没有什么主见，更愿意听学校的安排。

    陈长俊说，他和其他老师会跟孩子交谈，观察其性格特点。性格开朗、外向的孩子被编入混合班，性格内向、尚未适应城市生活的孩子则单独编班。

    单独编班，让内向的孩子感觉自己受到学校的重视。前年有个单独编班的学生给一位副省长写信：“我们不是边角余料，而是学校的宠儿。”

    黄惠娇，从初一开始就担任独立编班的八班的班主任，直到初三。班级刚成立的时候，有老师对黄老师说：“你们班的学生静得可怕。”老师在课堂上提问时，全班学生因为自卑，无一人举手发言。由于是单独编班，全班学生的“毛病”都差不多，也就都一起改，觉得很轻松。学生们有共同特点，老师教起来也就更有针对性。通过老师的不断激励，学生开始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

    然而，有的农民工子女到了混合班，因为满口的方言，甚至不敢开口说话。

    2005年，有社会机构对2000名在武汉市简易学校就学的农民工子女进行调查，发现半数以上的孩子有上公办学校的经历，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又回到了简易学校。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公办学校受到歧视”。一些细节在孩子的心里留下了永远的痕迹。

    杨冬始终记得：有一次，一个难点老师教了好多次，自己还是不会。老师气愤地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乡里伢没得整，就是‘苕’些。”杨冬当场就哭了。

    老家在孝感的屈斌说，在学校吃课间餐时，他总是最后一个被叫上去领食物。有一次，数学老师要他和另一个同学报答案，两个人的答案是一样的。老师却问屈斌是不是抄的。

    在菜市场卖鱼的赵女士心酸地说，她将7岁的女儿送进了公办学校，可女儿有一次困惑地问她：“为什么张老师老是摸别的同学的头，就是不摸我的？”

    由于城里有优越的教育资源，武汉市民张先生就把自己老家农村亲戚的孩子接到武汉市读书。但让他感到失望的是，孩子学会的不是城里孩子的优点，而是缺点，比如虚荣、花钱大手大脚等。原本孩子所具备的节约、勤奋等优点，反而丢掉了。因此，张先生赞成单独编班。

    “‘城里的孩子和农村的孩子在一起，就能互相学习优点’的说法并不尽然。”张先生认为，单独编班才说明学校重视农民工子女，这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