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半年，是艰苦曲折的反“围剿”斗争。直至８月取得胜利。其间，吸引敌军８１个团于自己周围，同１０倍于己的强大敌人艰苦战斗，先后击败敌军７０余团，毙伤俘敌约２万，缴获枪支近万，扩大新兵８ ０００人，自身实力不但未减且扩大了一倍以上，胜利是辉煌的。

　　为此，父亲在总结此次反“围剿”胜利意义时说：“由于我们积极的胜利的行动，不独钳制住了敌人六个纵队兵力，使其不能进攻中央野战军，而且继续把进攻或预备进攻中央野战军的一部分敌人吸引过来，使中央野战军与四方面军胜利地会合，并还有大量的进攻中央野战军、四方面军……的敌人正在被我们调动，或者将要被调动过来。这在配合主力红军与其他苏区上，是尽了我们的力，完成了历史任务。”

　　红二、六军团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不可忽视的一步是两军团会合后立即进行的纠正夏曦错误，解决红二军团党的建设问题。

　　夏曦是党的六届四中全会后中央派往湘鄂西中央分局的书记，继而又兼任红三军政委。他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在对敌斗争、红军建设、根据地建设、肃反等方面，推行了一系列错误政策，致使红三军实力大减，濒临绝境。

　　贺龙等许多红三军的干部多次与夏曦的错误进行斗争，但他是中央代表，又不认错，加之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络，所以一直拖而未决。

　　父亲得此详情，即以高度的责任感和特有的地位，大力支持纠正夏曦的错误。会师后，立即着手恢复和加强红二军团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的建设，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生命线”。会师后的第三天，父亲即与萧克、王震联名向中央书记处和中革军委发电，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建立红二军团的政治工作队伍，夏曦继续担任领导已有困难，“建议撤销他中央分局书记及分局军委会主席。”并针对红二军团党员不到十分之一，连队无支部等严重影响战斗力的现象，立即决定从六军团调方理明、袁任远分任红二军团第四、第六师政委，另调一批政治干部建立两个师的政治部，迅速普遍地建立连队党支部。

　　毛泽东的得力助手 
  
　　正值父亲与朱德、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出师山西抗战前线之际，中共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出现原则分歧。

　　1937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回到延安。
 
 　　为新中国奠基 
  
　　“七大”胜利闭幕，肩负着全党赋予的重担，拖着多病的身躯，父亲开始了他人生最后几年为新中国奠基的拼搏。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八年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的民族牺牲，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