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苑随想 
  
　　这些天特别忙，下班晚走了一会儿，突然接到一位报社朋友的电话。她说，“心里特别扭，想和你聊聊。”原来，朋友从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采访回来，同事见了她，有意无意地躲着，像遇上瘟神，连吃饭都没人肯和她坐一桌。
 
　　春之祭(1)
 
 　历史有时会以惊人相似的形式重演。

　　北京的春天一向短促。来自气象部门的权威消息称，二00四年是北京有史以来最短暂的春天之一。在这个转眼即逝的季节里，我和摄像师李楠滨废寝忘食地埋头于一项工作，连五一节都泡在狭小的机房里苦思冥想。承担世界卫生组织的一个项目——专题片《生命》的制作，使我们在整个春天都在温故一年前的SARS。

　　四月二十二日，我们正在编辑第五集——《苦难与幸福〉。看着显示器上地坛医院ICU主任郭利民身着隔离服的画面，听着回旋在耳边稍嫌嘈杂的同期声，李楠滨突然脱口而出：今年不会再有SARS了吧？

　　“闭上你的乌鸦嘴！”我一边盯着屏幕上的郭利民，一边心说楠滨这家伙真是太不甘寂寞、太善于想象了。

　　晚上快9点才到家。突然，我的搭档王玲发来短信：“看电视新闻。”我赶紧抓过遥控器，豁然听见女播音员字正腔圆地宣布：“北京发现一例非典疑似病例”。此时方知，这条新闻在一个小时前已家喻户晓。

　　又是非典！又是北京！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了一年前……

　　也是四月二十二日，北京的非典疫情已经十分严重。那天，我的第一篇关于抗击非典的文章在《健康报》刊登。午夜，中国青年报记者袁晓路通过网友找到我，要求转载发在网上的《中午十二点四十分出发》。这篇记录医疗队出征的短文，翌日发在《中国青年报》第一版上，后来获得北京市抗击非典好新闻一等奖。

　　二00三年春天，原本和往年没什么两样。三月三日，我们在料峭的春风中举办了一年一度的爱耳日；随后开始关注两会医疗服务；三月二十二日到二十八日，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一连五天的系列直播节目在业界激起涟漪；四月八日，筹备已久的“青藏高原光明行动”启动仪式新闻发布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二00三年，我们这所百年老院日夜兼程，在史册上镌刻着新一圈的年轮。

　　就在不知不觉中，凶险的SARS悄悄推开了中国首善之都的大门。4月中下旬，北京形势急转直下。

　　一年前的那些日子让我记忆犹新。大约四月二十三日，晚上总值班，我接到眼科张风教授的一个电话，她说：“我想和你聊聊，提供点素材，这几天我总是被感动。”

　　第二天，风云突变，我们没能挤出谈话时间。由于发现本院职工感染SARS，眼科、急诊科相继被整体隔离。开完早交班会，我在电梯前挡住张风，就在等电梯的几分钟里，听到医疗队员们伟大的母亲的故事，并由此而记住了她们的儿女：丁宁、陆燕、刘月明——那些我不熟识的年轻人。

　　五月初，传出正在隔离的同事集体发烧的消息，使本来就严峻的形势雪上加霜。那天晚上，多日顾不上回家的工会主席滕秀琴走进我办公室，突然抑制不住掩面失声：“这么多人发烧，要是再有人感染怎么办？”

　　我压抑着内心的焦虑，把手轻轻放在她肩上，鼓励她，也鼓励自己：“别人可以脆弱，我们不行！越是在这个时候，越得坚强！”那一刻，突然想起《国际歌》中的词：“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来到明天。”

　　在年轻的同事们拼搏一线时，我只能更加奋勇地敲击键盘，留下一段段纪实，刻出一道道印痕，把我们的内部报纸当作《挺进报》来办。

　　一篇篇来自隔离病区的报导，需要迅速录入电脑，才能赶得上两三天出一期的院报。正在焦急，心理科医生赵晓琳主动助战，她在交来自己稿件的同时，一个周末就为我们录入数万字的文稿。

　　一份份连夜编校，匆匆印刷的院报，带着我们饱满的激情，带着我们的殷切的企盼，带着油墨的芬芳被送到隔离病区，送到医疗队驻地，祝愿战友一路平安。

　　编完最后一组SARS主题的来稿，已经是盛夏。笼罩心头两个多月的阴云终于散尽。和阳光明媚的春天一样，二00三年，我们迎来的是一个格外美好的爽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