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韵琴声 
  
　　果不是音乐学院黄圣音老师的一个电话，恐怕就真和罗斯特洛波维奇大师错过了，小泽征尔虽然来过，但两位合作，实属难逢。我想，总不至于到剧院门口守株待兔，任黄牛宰割吧？
 
　　长大的琴童(1)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值得怀恋的时代。

　　处在一个社会变革时期，很容易产生各种“热”潮，引人注目的学琴热就是一个兴起在那一时期并且一直持续到如今依然风头不减的现象。

　　这个现象的直接结果便是为音乐院校提供了大量优质生源，为各类综合学校输送了大批特长生，提升了年轻一代对音乐、特别是古典音乐的接触程度，也为新闻媒介提供了持续近二十年的讨论不尽的话题。

　　目前,许多在国内外音乐院校就读或者已经毕业的学生，都是当年学琴热的第一代产物，他们中的一些佼佼者已经成为颇有名气的演奏家,比如郎朗、李云迪。

　　我的女儿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成了学琴大军中的一个小小的琴童，并且经过曲折与艰难，走进了专业音乐学生的行列。

　　关于女儿学琴，我曾进行过无数次的反思，自己当时的决定究竟有多少跟风的成分？结果，我和丈夫都认为，在女儿学琴的问题上，我们似乎是一种慎重选择，而并非由于外界的诱惑，理由是，作为一个非艺术家庭，我们对音乐有着坚定而持久的热爱，这就足够了。

　　然而，这种选择，究竟是成就了女儿的前途还是制约了女儿的发展？我至今都没有得出一个圆满的答案。生活就是一条单行线，不能倒退，不能折返，永远没有对另一种选择进行检验的机会。

　　五岁半，女儿接受音乐启蒙，老师是音乐学院的一名大三学生，据说这位男生是该校第一个从事家教的学生，他大学毕业后一直在交响乐团工作。

　　学琴第二年，女儿考入音乐学院课余音乐小学，师从一位刚从美国学成回国的少壮派老师，女儿当时的年纪，老师说从事演奏专业已经太“老”了。

　　学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练琴之苦，不亲自实践的人是无法体会的。尽管我家琴童已经成为音乐专业的研究生赴海外留学，但是，作为曾经的琴童家长，当年过五关斩六将比赛、考学的情景历历在目。当女儿终于考上音乐学院附中、在选择上附中还是上重点中学的时候，先生出差未归，报到时间在即，经过连续三晚的失眠后，我把决定权交给了女儿，并在女儿的坚决要求下，作出了艰难的选择。

　　进入音乐院校的琴童相对于庞大的学琴大军，数量是很少的。根据其家庭背景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子承父业”的世家子弟，另一类来自没有音乐背景的普通家庭。较知名的青年乐手，胡坤、王晓东、吕思清等都出身于音乐世家；郎朗、李云迪等则出身于普通人家。中国历来有“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职业承袭现象，特别是技巧性职业，比如著名的杂技之乡吴桥，“上到九十九，下到刚会走，人人会两手”。由于环境、遗传等因素，世家子弟从事音乐专业更得天独厚一些，普通家庭则要困难得多，那种在焦虑与期待、失落与向往、苦闷与快慰的交织中度过的漫长岁月，造就了一代不屈不挠的中国琴童的父母们。

　　演奏是一门实践艺术，熟能生巧，不勤学苦练绝对成不了气候，而若无点音乐天赋，即使再刻苦也无济于事。只有当技术娴熟到成为一种下意识的时候，才可能追求更高的音乐表现。琴童学习以进行音阶、练习曲等技术训练为主，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一天少则一两个小时，多则四五个小时，学了专业时间更长（考试或比赛前可练到十个小时），发烧也不休息，除非躺在床上起不来。一位朋友的儿子，脚被自行车夹伤（那时孩子多被父母驮在后座上去上课），打了石膏不能站立，学校的课可以不上，但琴课不能停。朋友把儿子背到琴房，让他靠墙根单腿立着，老师也不含糊，来了就得上课，一句怜惜的话都没有。便是练琴潦草的我家琴童，因生得单薄，玩这“体力活儿”有点力不从心，一年也只有年三十放一天假。“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点儿也不假。

　　由于专业学习必须开始的年龄，孩子还不懂事，根本不可能对自己进行未来“设计”，因此，他们学音乐基本上都是家长的意愿，这是一种职业的无奈。在所有的艺术门类中，演奏是最需要及早学习的行当之一，业余爱好可以大器晚成，若想搞专业（主要指演奏专业），绝等不到懂事了再学。我曾就此问过一些音乐学院学生，他们大都表示喜欢学音乐，有的还说：“幸亏小时候父母逼着学琴，否则就与音乐无缘了。”一位学工科、已工作了的女孩则遗憾地表示：“要是父母也喜欢音乐，让我从小学琴就好了，我现在特别羡慕搞音乐或者有音乐特长的人。”可她妈妈却说：“现在你说想学，当初真让你学你就不这么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