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天风沙的日子里，金庸先生来到北京。我按约定时间赶到香格里拉饭店。午餐后赶回饭店的金庸先生没能休息，来来去去已见了几批朋友。显然，金庸先生有些疲劳，且口干舌燥。问他是否喝点水、休息一下?他虽温和地表示：没关系，没关系。我还是主动为他倒了一杯矿泉水，没几口他便喝光了。面对这位因武侠小说和古装电视剧而“妇孺皆知”的老人，我不知道我那么想见见他，是因为我们的媒体需要他的“效应”，还是他也需要媒体的“炒作”？不管谁需要谁吧，面对面交流总是好过“以讹传讹”。

　　在香港，人们不大习惯称查良镛为金庸，而称他查先生。在内地，金庸的“粉丝”很多，人们对金庸这个名字耳熟能详。我问先生，您喜欢我怎么称呼您？他说，我喜欢称呼金庸，这样亲热一些。

　　和金庸先生聊天肯定离不开文学，离不开古装戏的写法，离不开正剧、正史与艺术作品的关系。金庸先生轻声细语、绵里藏针：人们不能在小说和戏剧中去找历史。古今中外，任何文艺作品都是三分真七分虚。历史资料常常是很平淡的，我们选择材料时当然要从中选择精彩的、动人心魄的内容。就好比历史上，明明是周瑜打败曹操，诸葛亮一点功劳都没有，而《三国演义》里却写了“诸葛亮借东风”、“草船借箭”，这使作品很生动，没有这些就索然无味了。但这不是历史本身，是艺术的创造。如果是从小说、戏剧中去找历史的绝对真实是不可能的。我听出，他的话是有针对性的；我知道他在为自己的作品辩解；我理解他对文学与历史及影视作品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