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帝、警察、记者》一文中，我对大陆的记者取代批判性知识分子的地位，说了几句话。专栏的篇幅有限，只能点破而已。事实上，这是九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的一种大现象，值得注意与研究的大现象。

    八十年代，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面对文化大革命这一历史性的灾难进行一次大反省，在文学领域，它以“眼泪”与“伤痕”出现；在学术思想领域，它则以“启蒙”、“重写历史”出现。不管以甚么形式出现，八十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表现出知识分子之所以高尚的基本特点，这就是敢说真话、敢於批判的特点。萨依德给知识分子下了一个精辟的定义，他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并不是专业人，而是对权势说真话的人。

    知识分子绝对不应当为了奉承、讨好极有缺陷的权力而丧失天性，任何时候都应当保持他们对於权势的质疑精神。这种质疑，就是负责任的不谋私利的社会批评。

    萨依德说得很好：“批评必须把自己设想成为提升生命，本质上就反对一切形式的暴政、专制、虐待；批评的社会目标是为了促进人类自由而产生的非强制性的知识。”（参阅萨依特的《知识分子论》）自从一九五七年五十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後，中国知识分子便丧失了对社会的批判功能，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批判功能更是变成“罪恶”被彻底清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