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伏瓦

　　前些年我读书那会儿还见识过几位自称“存在主义者”的人。不是一场见识的，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时间跨度在三年以上，但气质上却如出一辙，抽烟，眼神黯淡，表情有点苦涩。存在主义是他们水到渠成的身份证，是对心绪持续不佳分量十足的安慰。有信仰是好事，只是跟当年在圣日耳曼德普雷吹吹打打草地野营的先人们相比，这些中国人只是散兵游勇，境遇也差许多。
   
　　那时候法国的小青年受到萨特和波伏瓦的庇护很多。这对举世闻名的“自由情侣”是指路灯，是照明弹，就算萨特在上世纪70年代后一天比一天年老昏聩，精神领袖的地位依然不可动摇。随着二战以后萨特地位的日益上升，有他在一天，不但打着“存在主义”旗号的各种活动获得了足够的正当性，而且其他左翼运动，例如反阿尔及利亚战争运动和女权运动，参与者们也都腰杆笔挺。特别是那个诡谲的1968年，5月14日，当巴黎大学的阶梯教室迎来思路尚未衰退的萨特时，他不但看见了挤得满屋子的青年学生，还在讲台上看见了一张小条子，写着一句后来被传为美谈的话：“萨特，简短一点”。
   
　　“自由情侣”桃李满门，卓有才华的如弗朗索瓦丝·萨冈、鲍里斯·维昂（维昂后来因为私生活遭到萨特的侵犯而倒戈相向，还在名作《流年的飞沫》中实施了尖刻的报复），后来比较平庸的如雅克-洛朗·博斯特等人，还有西尔维，波伏瓦的这位“后代”，后半辈子吃住一直都在养母留下的房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