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西
奥尔罕·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里说：“康拉德、纳博科夫、奈保尔——这些作家都因曾设法在语言、文化、国家、大洲甚至文明之间迁移而为人所知。离乡背井助长了他们的想象力，养分的吸取并非通过根部，而是通过无根性。”总体而言，帕慕克的判断是正确的。
对这三位作家来说，他们与故乡之间的脐带早已经断裂。正因如此，他们无法像帕慕克、乔伊斯或福克纳那样一生执著于书写同一个城市，同一个乡镇，甚至是同一条街道。
不过，具体涉及到奈保尔则要复杂一些。在奈保尔40年左右的写作生涯中，他的小说所涉及的地域非常广泛，延伸到了印度、非洲、南北美洲和亚洲的伊斯兰国家，称之为“环球的文学领航员”并不为过。
但在写作之初，奈保尔看起来确实是像舍伍德·安德森曾告诫福克纳的那样做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地方作为起点，然后你才可以开始写作。”他选择了他的出生地特立尼达作为早期两部小说的故事发生的场域。如此，是不是可以进一步追问，奈保尔也曾扎根于故土呢？如果是，那后来的变迁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或者相反，所谓的“扎根”不过是假象，奈保尔的写作一开始就是“通过无根性”的？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得回到奈保尔的处女作《灵异推拿师》，回到最初的特立尼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