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只有小学学历的人做了算术老师、国文教员、《川报》记者、主笔、社长和总编，还曾经创办了成都通俗教育馆和西部科学院；一个麻布贩子的儿子创立了领中国私营企业潮流之先的民生公司，统一四川航运交通，并且在抗战时期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完成了“中国实业上的敦刻尔克撤退”；一个脱胎于“五四”时代的热血青年，没有被湮没在理想和挫败中，而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努力，把重庆北碚建设成一个充满现代色彩的文明地域，在战乱时荫蔽了许多中华文化血脉的承继者——卢作孚用59年时间做了这么多事情。

　　卢作孚和范旭东很像，都是文人出身的企业家，性格中有许多耿介之处，并且都始终怀抱着济世的理想。所以国难当头之时，这个坚决与政治划清界限的人却主动地承担了物资大转移的国家重任。抗战全面爆发后，民生公司以低廉的价格、高昂的代价，运送人员150余万，货物100余万吨，主要是从上海、南京、江浙撤下的厂房设备和军用物资——那是整个中国当时仅存的工业和军事命脉。如果没有这次大撤退，中国的命运可能是另外一种状态。中国的这场大撤退在规模上并不亚于后来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敦刻尔克大撤退”。但是这次撤退并不是由政府组织的，而几乎完全是靠卢作孚在日军飞机的轰炸下坐镇宜昌40天夜以继日地指挥完成的。开篇的第一段引言就是卢作孚在大撤退前企业动员中所说的话。

　　船王包玉刚曾经说：“如果卢作孚还健在，就不会有我今日的包玉刚。”事实上，卢作孚的影响绝不仅仅因为他一手创建了声誉卓著的民生航运公司，也不仅仅因为他在四川推行地方建设和普及教育。更重要的是，这个人的经历、思想、情感和痛苦向我们展示了在那样一个混乱并且充满阻力的时代，一个人如何洋溢着热情和抱负，一心想要改变世界的未来，他以个体的卑微和一个时代不断抗争、妥协、融合，最终他的影响和眼光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

　　这是一个用现代知识理念武器起来的入世的行动者，但心里却继承了半儒半佛的悲悯气质。在卢作孚总结毕生经营的文章——《一桩惨淡经营的事业》中，有一句话大意是说：“我自从事这桩事业以来，时时感觉痛苦，做得越大越成功便越痛苦。”

　　1953年3月15日，毛泽东在回顾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时候，提出有四位实业界人士是不能忘记的：“他们是搞重工业的张之洞，搞化学工业的范旭东，搞交通运输的卢作孚，和搞纺织工业的张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