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问金庸，您选学唐史，剑桥难道有精通唐史的高师？

　　他回答得十分肯定。在金庸看来，衡量一所大学的高低，不是看这所大学有多少单个领域的人才，而是看这所大学有多少通才。剑桥大学之所以有地位，是这所大学的通才较多。

　　谈及自己的剑桥导师，金庸充满着尊敬：“我们研究唐朝历史，只是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根据中国史书的记载；他们研究唐朝历史，是综观各国专家的研究，日本、德国、法国都有专家在研究中国的唐代史，出发点不一样，研究结论也不一样。”

　　比如，中国有学者认为匈牙利人是中国历史上匈奴的后裔，近年来有关“最后的罗马兵团”的题材十分红火。但欧洲的学者则认为匈牙利与中国历史上的匈奴无关，匈牙利人只是中亚西亚人的一支。导师告诉金庸，研究匈奴的历史未尝不可，但需要看看西方学者的论著。

　　一次，金庸报了自己的研究选题：想研究武则天。导师表示，武则天的题材写的人已经很多，中国颇有成果的有林语堂，外国也有许多，选题不会有太多的新意。建议换选题。

　　金庸又告诉导师：大理国在唐朝很有地位，自己颇有兴趣研究。导师回答：大理国后来在历史上消失，此研究课题距现实太远，没有必要为此耗费珍贵的时间。

　　金庸对玄武门之变一直存疑，最近的考古成果证实了他疑之有理：当时太子的东宫与皇帝的宫殿之间有一条直接的通道，而历史记载的玄武门之变却绕了那么多的弯道。这段历史有必要重新审视。“历史是文人受命而写，皇帝为了稳固自己的皇权，授意文人按自己的意愿写历史不可避免。”导师认为金庸的这个选题很有研究价值：玄武门之变是重大历史事件，而且有新的考古发现佐证，值得研究。

　　我感慨金庸的好学和剑桥大学教授的博学。他已话锋一转，谈到未来3年的博士选题：“我会向剑桥大学学术委员会提出申请，到北京、西安做选题研究。研究唐朝历史，到实地考察，与相关专家一起讨论，大有裨益。我的这个申请理由能够成立，相信会得到学术委员会的支持。”

　　金庸表示，民族融合的观点在唐朝可以找到许多佐证。比如，唐朝有23位宰相是少数民族，其中多为鲜卑人。李世民的母亲也是鲜卑人。在中国历史上，什么时候民族大团结了，中国就强大、进步；什么时候大搞阶级斗争，搞民族争斗，中国就羸弱、倒退。“两岸关系也一样。两岸统一中国就会更加强大，两岸如果分裂就会打仗，老百姓就会受苦受难。这个道理我与台湾的领导人都说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