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扬帆按照党的指示，以记者的公开身份，在上海“左联”从事文化救亡运动。因此，他对江青在上海曾经被国民党逮捕自首变节，和生活上的风流丑闻、复杂的社会关系，了如指掌。

　　时任新四军政委的项英同志，听说毛主席要和江青结婚，出于对党的忠诚和负责，要扬帆整理一份有关江青在上海那段历史问题的材料，以项英的名义，用密电向延安党中央写了一个报告。报告最后直言不讳地写道:“此人不宜与主席结婚。”报告按照行文常规，注明材料来源——是曾经在上海搞过文化救亡运动、现任军部秘书扬帆同志提供的。不幸的是这份报告落入了当时任中央社会部部长的康生手里。善于投机的康生出于他的政治目的，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也在社会部工作的江青。毛主席当然不会看到这个报告。

　　江青为了出这口气，在康生的直接指使下，先后两次将扬帆下狱。第一次在延安整风运动后的1943年10月。幸亏负责审查扬帆所谓历史问题的是中央华中局社会部部长潘汉年同志，他顶住康生的压力，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扬帆被关了10个月，最后放了出来。1955年元旦，扬帆第二次被捕，扣上了“反革命”、“特务”的帽子，长期关押，受尽折磨。与此同时，潘汉年被戴上了包庇扬帆的罪名，成了“潘扬反革命集团”的首要成员，在1955年3月被捕入狱。一直到20多年后“四人帮”垮台，潘汉年和扬帆才得以平反。然而，此时潘汉年已死于劳改农场，扬帆早已被逼疯了，就连来劳改农场接他回家的妻子儿女也相见不相识了。

　　在谈了扬帆之后，过了一会，江青又问我，“你认识覃晓晴吗？”

　　覃晓晴是浙江省妇联福利部副部长，20世纪30年代上海地下党员。是浙江省省长沙文汉把她调来浙江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