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必定对蒋筑英等科技精英早逝的悲剧记忆犹新，但最近见到有关知识分子早逝的新报道，像蒋筑英那样正当盛年却遽然身亡的事例近年来比二十年前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就值得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也需要知识分子自省。

　　中国知识分子的工作环境、生活状况、医疗保健条件和社会地位比二十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除了若干敏感的专业或部门外，政治对业务的干预也基本消除。特别是中高级知识分子、科技精英、社会名流，要说还因生活所迫而超负荷工作，或有病得不到及时检查治疗，或受到政治压力，那绝非事实，也不会有人相信。即使有，也是极个别的例外，而这类人也未必早逝。

　　应该承认，存在于这一代知识分子身上的情况虽不一定有普遍性，却有其特点。

　　四五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大多经历过“文化大革命”、上山下乡、返城、高考（考研）、出国、提升职称、评奖、申报项目、分房等事情，免不了还有婚姻和家庭生活，有人还有从政、经商的经验，每个人都难以做到十全十美，百分之百的成功。而且遭遇的失败或挫折未必就是本身的原因，有的也无法避免。如果不能豁达大度，正确对待，往往会陷于自责而不能自拔，或者无休止地怨天尤人，或者将人际关系、家庭关系搞得非常紧张，不仅影响工作，也损害健康。不少早逝者可以找到这方面的原因。

　　这一代人在青少年时代习惯于组织分配、平均主义、大锅饭，彼此间的差别并不明显。而改革开放以来，同学、同事、同行、同僚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很多人一方面拥护打破平均主义，一旦自己低于平均线了，或者自以为低于平均线的，就会觉得不公平。有些人本来有很现实的目标，但面对水涨船高的局面就失去自制力。当了副教授马上想升教授，升了教授又盼博导，有了博导想成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