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我自己都惊异它里面充满了如此多的符号代码，它几乎成了上海的旅游指南。好了，从此它走上了不归路。现实与小说就是这样粘缠，你不找现实，现实也要找你，而且你终究缠不过它。所有的虚构全在现实中放大，覆盖了本意。因此，在小说这共同的陷阱之中，我又堕入了我的特定的陷阱，这陷阱的名字就叫“长恨歌”。

　　这是一个极其狭小的陷阱，它将我限制于这样的定位：描写上海。事实上，上海只是我的小说的布景。我在《长恨歌》中虽然孱弱地无法表现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至少我表现了，生活不应该是怎么样的。然而，人们都以为我在说——上海。是这样的。

　　现在，你们终于注意到了《启蒙时代》，事实上，你们也忽略了一点，那就是，在这之前，《长恨歌》之后，我还写了有四部长篇，《启蒙时代》是第五部，它十分胆怯地想与你们讨论，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我以为，这就是艺术的本义，是它不能混淆于现实的特质。无论形式上多么相近，时代又像一个大搅拌桶一样，将同和不同的物质大加搅拌，但这是永远不会调和的特质，是小说的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