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是形式上——比如记录片，比如纪实文学，比如原生态唱法，照相式绘画，更重要的是在观念——艺术对现实原则的忠实，它如此负责地向人们揭示生活是怎么样的，人是怎么样的，人性是怎么样的。现实和艺术作了重新的分工，现实是行为艺术，艺术呢，是生活的复制。这是我们的处境，就像一个陷阱，生活蹈入虚构，艺术则蹈入现实。所以，我对我自己经常的提醒是：在现实中坚持虚构。

　　小说是如此像真的艺术，走在陷阱上的独木桥。英国的小说研究者伊恩•P•瓦特先生，在他的著作《小说的兴起》中对我们所写作的小说所以区别于古代的散文虚构故事的定义为“现实主义”，然后他清醒地指出，“‘现实主义’逐渐被主要用作‘理想主义’的反义词”，而且，“小说的形式常规的缺乏似乎是为其现实主义必付的代价”。

　　如此这般，现代小说这门艺术在产生之际就携带着它的陷阱。随了小说越来越旺盛的生产，小说艺术也在误会的路径上越走越远。我们也许一上来就是在井底深处，写作小说就是要从陷阱中挣扎攀爬出来。

　　说了这么多以后，我方才要感谢评委们给我的这个奖。在得过许多奖之后，我依然，或者说更为高兴这次获奖，很大程度上因为这是在《长恨歌》之后的获奖。《长恨歌》的经历可对我方才的话作一个有趣的验证——当它在一九九五年问世的时候，遭遇是相当寂寞的，获奖也帮不了它的忙，五年还是六年过去了，不期然地，得之于上海时尚的知遇之恩，突然引人瞩目。三十或四十年代的上海想象一夜之间弥散开来，铺天盖地，这个远东城市重新发出“东方巴黎”的蛊惑，于是，《长恨歌》应时应地用作于一个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