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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抗绝望:诗歌恶搞现象的社会学解读
 
2007年11月14日  来源:诗歌报
 
 

  2006年,诗歌恶搞事件成为年度诗歌发展中最忽悠的一起文化事件,由此引发的系列问题引起了不同派别之间的争论甚至攻击,在虚拟的传媒时代凸现了很多问题,网民和学者纷纷撰文发表各自看法,但没有人对网民的心态进行社会学分析。因此笔者想探讨这起网络文化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网民心态及诗歌的发展方向。

  2006年9月,网民诗歌恶搞的集体狂欢让网络、让诗歌、让媒体、让好事者都过了一把好瘾。网民以各种形式恶搞所谓“国家级诗人”赵丽华的口语诗如《一个人来到田纳西》:毫无疑问 / 我做的馅饼 / 是全天下 / 最好吃的;《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 / 那些 / 在公共场所 / 的卫生间 /大便后 /不冲刷 /便池/ 的人。赵丽华把白话句子断裂分行成诗,如同20世纪前叶的草创白话诗,网友由此戏仿写出许多口水诗,如《哦》:哦/我/看了/笑翻了/看完了/才发现/我也可以是诗人的/因为——/我会用回车键;《我终于会作诗了》:我/终于/会/作诗了。有好事者取赵丽华名字谐音成立“梨花教”,称作者为“诗坛芙蓉”,“梨花体”诗歌语言在网上肆意蔓延。9月26日到30日,“反赵教主”韩寒在博客上接连发表《现代诗和诗人怎么还存在》、《坚决支持诗人把流氓耍成一种流派》等三篇文章,对当代诗人与诗歌冷嘲热讽:“现代诗歌和诗人都没有存在的必要,现代诗这种体裁也是没有意义的”,“现代诗人所唯一要掌握的技能就是回车”。

  这显然是以偏概全,尽管有不少口水诗,但当今诗坛仍然是优秀诗占大多数,而且赵丽华的一些诗歌也是还是不错的。于是“挺赵派”诗人沈浩波对韩寒进行人身攻击,而伊沙、尹丽川、杨黎等人随后跟上,回击韩寒。9月30日晚7点诗人杨黎在北京海淀第三极书局举行“支持赵丽华,保卫现代诗歌朗诵会”,诗人苏菲舒脱光衣服上演“裸诵挺赵”的行为艺术而被驱赶,以致朗诵会中途停止。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从网民到诗人,从诗人到诗人,从网络到社会,我们生活在公共社会秩序中,但缺少一种宽容的文化视野,导致文化生态环境并不和谐。于是,在越来越沉寂的诗歌领域,骤然熙熙攘攘、摩肩接踵,怀着不同目的的各路人马以自己的个性方式和炒作方式实现了“一夜暴富成名,过把瘾就‘死’”的梦想,吸引着传媒、网民的或同情或炒作的注目礼。

  尘埃并未落定,掀开这层狂欢背后的幻象面纱,我们必须扪心自问,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闹剧,它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启示,反映了怎样的社会心态,对诗歌和诗人有怎样的影响,诗歌怎么了?新世纪我们需要怎样的诗歌,诗歌到底有没有自身的规范要求和审美范式,我们该如何通过文艺的争鸣和探索去寻求和谐文化社会的建构等,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话题。应该说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见解的权力,但作为公众人物来说,(我姑且把诗人当作公众人物,因为他们写诗都是对现实世界和终极存在的思考,都希望能够发表,被人知晓而成名。)他(她)的表达内容和方式极易引起公众的注目,所以说什么话作什么事应该厘清场合、目的和“责任”。

  在这杂语并存、多元共生的后现代语境中,网络改变了我们“改造世界”的生活态度和生存姿态,改变了我们的行为方式和表达方式,使得网络写作更即兴、更简单、更个性、更随意,于是网民参与世界建构的心态也极其复杂,因而恶搞也往往呈现出人性中的双重性格。一方面当部分网民缺少相应的自制力、道德力、责任力和专业力时,当社会缺少相应的公正的网络法规监督时,恶搞、炒作、网上攻击也就成了家常便饭,负面效果也就益加凸显,“芙蓉姐姐”的妖魔面孔和胡戈的《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更是把恶搞驯化成“一夜成名”的“通行证”,网络与媒体在此中则扮演了推波助澜的同盟案犯角色;另一方面网民未必都是灌水打发无聊的时间或者成为棒杀和捧杀的信徒,更多的成熟网民是理性的享受思想与智慧,充分展示自己缜密论证的原忧思考和新颖创见,他们的恶搞目的是为草根民众争取与上层精英平起平坐的话语权力,是一种“以恶制恶”的“民间起义”,更是出于一份心忧天下的伦理责任:以腼腆的怀旧情结和极端的诉求方式对抗迫使美好传统日益沦丧的后现代秩序,从而还原日常生活和美好传统的审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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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奎林 
(编辑:钟榴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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