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个思考其实是作为一名北大学生，对老师的研究方法的一种领悟与理解。我非常欣赏林庚先生的研究，大家知道林先生有一个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盛唐气象”的概念。他这个概括在我看来是有材料有根据的，在材料基础上又有他诗人特有的感悟力，特有的敏感与想象，从材料的积累到概念的提出，有一个飞跃与提升，是对研究对象(盛唐文学)的一个整体把握，是将个别现象排斥在外的。因此，总是可以找到好多材料来反驳，当时好多学者也是这样提出种种质疑。但是经过历史淘洗，他的这个概括今天看起来就特别有道理，非常有启发性。

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是八十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他也是在掌握材料基础上提出一些飞跃性的概括，这些概括对我们很有影响。当然你也不难挑出它的许多毛病。但是这样的研究会打开新思路，启发新思考，抓住一些最大的问题，可能忽略某些细节。我把这种研究称为“浪漫主义研究”。当然任何研究都有它的弊病，没有任何一种完美的研究方法。我当时提出有现实主义的研究，也要有浪漫主义的研究，以浪漫主义反对爬行现实主义，不过是想寻求研究的多种途径，打破既定的、在我看来多少有些僵化的研究格局，这在一个初入学界又不想墨守成规的“年轻人”，是非常自然的。

　　但我又闯了祸，惹恼了当时的一群人，又惊动了老师。王瑶先生私下里找我谈话，他说了两个意思。第一他说，钱理群你是对的，学术研究就是要有假设，我理解你的意思——后来我在看王先生著作时发现他也有类似意思，不过我当时没看到，所以算是我自己的心得，不是从先生那里偷来的。但紧接着王先生又劝我说：你在学术界还没有站住脚，你不要那么冲；学术研究既要显出你自己的东西，又要讲策略，你得要存在，要不别人掀倒你太容易了。后来在写王瑶先生的回忆文章里，我对他的教诲有这样概括：研究者本身不得不考虑保全自己的问题──鲁迅说过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研究者也不得不考虑自己的生存问题；“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这实在是一门大学问。王先生在这方面有丰富经验。他一再告诫我，在学术研究中，既要有“求真”精神，绝不可做违心之论，但也要注意掌握分寸，掌握“什么时候，可说，不可说，说到什么程度之类的分寸”。

　　后来我看到王先生在一篇纪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中，引用朱先生《论气节》一文中所说：“‘气’是积极的有所为，‘节’是消极的有所不为。”先生自己于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分寸掌握得恰到好处。这使我想起人们常说鲁迅是思想文化界的战略家、策略家，其实一切希望在中国生存下去的文人学者都是不能不考虑战略、策略、方法这类问题，王瑶师不过是这方面更为自觉而已。他一贯主张的“打太极拳”、“擦边球”以及“外圆内方”之类，一定意义上都是自我保全的手段。对一个一意求真的学者，这样的考虑是不得不然的；如果能够不，最好不。但是在中国条件下，你就不得不然，并且伴随巨大痛苦。而且“外圆内方”、“务实与求真”的要求是相辅相成的，甚至可以说“内方”、“求真”的要求是更为根本的。出卖原则的策略家仍然是鲁迅和先生嗤之以鼻的做戏的虚无党，坚持真理、爱憎分明才是先生的本色。这是很复杂的问题。今天回顾我自己的道路，大体上是遵照王先生的教诲，但不完全，我这人性格太烈，常常就不是外圆内方，而是外也很方，就要出很多麻烦。当然根据自己的个性，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很难说哪一种就是最好的。但有一点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既然生存在这样的学术环境里，就得认真地考虑“如何做中国的学者”，而无论如何，也得坚持为人为学的基本原则。

　　在以上的聊天中讲了自己学术起点的情况，这大体上就决定着我的研究的特色、道路和命运。我在《六十劫语》有一篇文章有这样概括：钱理群在学术上有许多自己独立的追求，但是在坚持以上方面的追求的同时，又不断地进行自我质疑，对他的研究的得和失，学术界一直持有不同的评价和争议。他的学术著作很少得奖，这本身就构成了钱理群学术风格的一个特点。这是确实的，我的研究工作在学术界从来是有争议的，或者说是爱憎分明：喜欢就非常喜欢，讨厌就非常讨厌。我自己很满意于这样一个命运。因为一个学者，不能要求大家都说他好，有争议就说明有特色，有特色就会有问题。这是一个钱币的两面。鲁迅有一篇文章，题目就叫《文化偏至论》，我就希望自己做一个“偏至的学者”，而不愿做一个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人人说好的学者。